晚近學者研究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的經濟問題，每多從政府的角度出發，探討各項經濟政策實施的「客觀」成效。在他們的筆下，工商業者每被描繪成缺乏自主性的弱者，只能被動的接受苛政或是享受德政，而相對的忽略了工商業者對政府各項政策的「主觀」感受，以及可能有的各種反應與對策。 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從客觀事實上看，戰時大後方工商業者（尤其是商人）的所得，要較其他行業為高﹔不過在主觀上，他們也普遍的為資金、原料、器材的缺乏與國民政府的各項經濟統制所苦惱，面對這些問題 ，他們並非如有些人所說的只能逆來順受，任人宰割，而每多主動的採取各種行動來維護並擴大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從溫和的集會建言請願，與要人建立聯繫，進行關說；到為法律所不能容的囤積居奇，進行走私、逃漏稅、欠繳稅款，甚至與官府發生衝突。這些因應之道雖然大多並非新興事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工商業者的訴求有由要求經濟自由轉而要求政治民主的趨勢，他們對國民政府的態度也有逐漸疏離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