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30年,老舍的異邦行旅聯結起中國、南洋與歐洲,他的小說創作也發生在這個旅程中。寫于倫敦的《二馬》,映照出帝國中心城市的混雜圖景;始於新加坡的《小坡的生日》,再現了東西洋之間的南洋;完成於濟南的《貓城記》,則是諷喻現代中國的亡托邦寓言。跨界東西的異邦體驗、多元一體的身份認同,讓老舍小說變得雜音起伏、多義交響,形成了一個複雜的文本世界。老舍小說的發生過程表明,現代社會在某一時段確立起來的文學體制,既發明出一種特殊的文學主流,也暗示了"執拗的雜音"的普遍存在,是後者而非前者,構成了文學現代性之無限趨新求變的永恆動力。在匯流于五四文學傳統的同時,亦敞開其作為一個歷史原點的開放性與複數性,這才是老舍及其小說的真正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