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發現于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海域的元代新安沉船,因其船貨類型豐富、文化來源多樣,是東亞貿易研究的珍貴標本;尤其是沉船集中出水的一批瓶壺容器,更是學界研析其時花器形態、組合與文化功能的重要資料。瓶花之制發展至宋元中國,無論是花瓶樣態的豐富、使用受眾的廣泛、還是社會功能的多樣,都體現出日常化、普及化的盛景。既有各擅所長的南北名窯,又得氣韻樸敦的仿古吉金;成對多居列寺社、家堂的香花供器,獨陳則躋身書齋、庭院的清供雅玩。而鐮倉中期以來,通過中日寺社貿易,經由日本禪僧的推動,精致的宋元花瓶大量流入日本,在禪林社會與武家階層的祭供、鑒藏活動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并在其后的室町時代成為武家權門標示權利財富與賞鑒品位的儀物。這批來自沉船的瓷銅文物儼然一面可窺測中日文化的雙向鏡;瓶壺中存貯的,不僅是水酒禮料與香花之實,更是中世東亞社會文化傳播與儀制流變全方位、多層次的意象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