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棣之花》的歷次修改均對應著現代中國的"危機時刻"。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歷次修改中,聶政的"暗殺"色彩消失,聶嫈和酒家女的"揚名"之舉得到凸顯。這些修改對應著晚清以降的革命者身份變遷,其中滲透著郭沫若用以對抗陰謀政治的"真誠"理念。傳統倫理在劇中被更新為可以無限擴張的"最廣泛的同類愛",憑借極高的情感強度引發觀眾的普遍共鳴。但郭沫若歷史劇并非簡單地訴諸情感煽動,它的"詩性"與歷史必然性相關。面對作為"戰國時代"的抗戰時期,郭沫若不是像"戰國策派"那樣意圖效仿"強侵弱"的秦國,而是從小國弱國的歷史中發掘出正義性與自由反抗的精神,為暫時處于弱國地位的中國找到了一條"弱中生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