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世紀中日兩國貨幣流通制度的演進路徑發生兩次重要分流。第一次分流發生在16世紀中下葉以降,從貨幣發行管理權的視角看,中國是"主導權下移",表現為自下而上的貨幣稱量銀化,以及政府貨幣發行權動搖、弱化了對核心貨幣的管理干預能力;日本則是"主導權上移",表現為幕府建立了政府主導的金銀銅三貨制度,有能力多次改鑄貨幣、調節貨幣流通市場。19世紀下半葉,中日兩國在建立近代貨幣金融體制的過程中呈現出更明顯的分流。中國貨幣金融制度不但發展遲緩,而且呈現出混亂不堪的局面,貨幣主權遭遇嚴重侵蝕;日本較早且較順利地建立起近代貨幣金融制度,確立了國家貨幣主權。這不僅影響了中日兩國的歷史命運,也彰顯了國家金融能力的傳統特質對構建近代金融體制的深層次作用,折射出歷史遺產的路徑依賴對于制度變遷的深層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