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女教主要是基于儒家五經所建構的"內/外"模式來規訓女性的言行舉止與生活空間,而隨著女教理論的發展,儒家修身學說逐步被移植并被用以型塑女子之德性。其中,"女四書"因其作者本身為女性,鮮明體現了女性對于禮教的自覺認同與"內卷化"特征,甚至表現出"立命"與"安身"相統一的趨勢。然而從唐代的《女論語》開始,在儒家的心性修養體系日漸深入女教理論的同時,作者已不滿于《女誡》以來將女性圈囿于家庭之內的角色定位與倫理束縛,表達出了參與公共事務的強烈意愿與完善個人道德、安頓終極關懷的訴求。換言之,先秦乃至兩漢的女教理論著意將女子型塑為"女子",而唐代以降,女性的性別意識逐漸覺醒并致力于打破這一閫域,而力爭成為"女君子"乃至"君子",并因此產生了女性個體訴求與儒家傳統禮教之間的矛盾。這一沖突在明清時期達至巔峰,從而呈現出禮俗互動的多重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