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孝論是以"四書"、《禮記》及《孝經》等先秦與秦漢文獻為基礎,萃集儒家孝論的精粹而成,具有集大成的性質。朱熹以"理-氣"結構論證孝的合法性,以"理-禮"結構確定禮為孝的運行機制,由權而"得中"為孝的實踐原則,并基于孝悌為"行仁之始"的理解,從心性與政治兩個層面總結了孝的意義。朱熹的孝論體現出了兼該體用、會通公私領域的特點,并不是后世愚忠愚孝思想的理論來源。而"經由現代性的洗禮",在當前的中國社會重建新的孝倫理體系,仍是一項重要和迫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