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在兩種意義上發明和激化了文化的問題性:時間軸的文化內與地理軸的文化間。在文化內部,是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換或二者之間的纏斗、協商和包容;在文化間,是各種文化的相遇、沖突和融合。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預言的文化研究路線。20世紀50—60年代以來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多種賦義和版本都不外在這兩條軸線上展開。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相比,"文化馬克思主義"雖在原則上沒有全然放棄經濟的最終決定性乃至階級論的有效性,但對人類學意義上文化概念的汲取,使之打破或松動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對立,文化被認為與經濟活動、政治制度一起構建了社會整體,而且由于文化被賦予物質性、體制性、無意識性、日常生活性等新的含義,它便成為一種更基礎、更深沉和更具決定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