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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
作者:鄭雅如 引用關係
作者(外文):Ya-ju Cheng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李貞德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0
主題關鍵詞:孝道生養死哀歸葬封贈先世祖先祭祀追福filial pietycaring for parents/mourning for parentsburied in family graveyardconfer official titles to the deceased parents of officialsancestor worshipbenefit deceased parents by the power of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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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社會十分重視「孝」,善事父母是其基本內涵。孝道必須落實於人子的具體行動,但是如何實踐孝行經常不由個人自主,往往受到特定文化觀念,制度規範、風俗信仰等機制引導或限制。本論文以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為主題,所關注者,並非個別的特殊孝行,而是從各個體制脈絡,如官僚制度、禮律規範、社會習俗、宗教文化等層面,考察士人如何實踐社會文化所認定的基本子道:包括養親、服喪、葬親、祭祀,以及於唐代獲得長足發展的追贈先世和追薦冥福。追索影響唐代士人行孝的諸多制度於中古時期的發展演變,檢視孝道倫理與政治、社會、文化如何交會互動,士人實踐孝道可能遭遇什麼困難,行孝重心落於何處,評價標準有何變化。藉由重建唐代士人身處之倫理體制與情境,捕捉唐代士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唐代孝道文化的特質。
本論文除緒論與結論,正文內容概分為四章。第一章考察士人如何實踐養親、侍親與服喪。士人以仕宦為業,取祿養親成為士人追求仕途的藉口與動力;然而由於仕宦體制的變革,不斷遷轉的宦遊生涯,對於士人的倫理生活帶來諸多影響,士人如何處理倫理衝突、公私困境,除了衡量個別家庭的人口結構、經濟資源、親友援助網絡等條件,進入官僚體制的士人,公私生活也必須配合官僚體制的運作,遵從國家規範以行事。隨著中古時期儒家倫理的法制化,父母老疾歸侍、為親解官服喪等,從禮經成說化身為國家法令,儒家禮制對於士人生活的指導作用得到進一步強化。但是規範解職侍親、依禮服喪的同時,以政務需求為優先,強迫留任、起復任官亦不時發生。在官員推辭起復的表文中,流露的親子情感與闕侍之憾雖是有心凸顯,但也反映了唐代士人依違於仕宦與事親可能難以兼顧的共相,凸顯官員從私家進入公門,如何行孝身不由己。
第二章以祔葬先塋之禮俗為主軸,討論士人的葬親實踐。仕宦體制的變遷造成唐代士人頻繁地移動,籍貫、居住地、卒地經常互不重疊,士人家族歸葬一地代價很高,歸祔的孝道意義反而更加凸顯。歸祔被視為重要的倫理實踐,背後可能牽涉到深層的文化價值:一是相信死後團圓、侍親於地下;二是投射現世倫理關係與親子之情;三是認為親子身體一體同氣,歸葬完成了生命的歸全返本。弔詭的是,或因無力歸葬,或受到拘忌葬年、厚葬為孝等社會風習影響,權殯緩葬的現象頗為普遍;加上士人公務羈絆、旅宦四方,拖延葬親數十年,甚至經歷二、三代的現象不時可見,造成士人沈重的心理壓力。
第三章以朝廷追贈官員先世為核心,討論士人揚名顯親之孝。漢唐之間追贈先世由皇室獨享擴及臣下,追贈官員先世在唐代大赦禮中成為慣例,追贈資格依據子孫的官品、職位,故士人盡忠報國、戮力王事,不只是自身得到官職升擢,仕宦的成功一併帶來榮親之孝實現的機會。士人於宦遊遷轉的過程中,可能遭遇事親與仕宦難以兼顧的困境,或是來不及在父母生前盡到甘旨奉養與官爵之榮,皇帝施恩賜予的追贈官封,有助於彌補孝行,皇恩成為實現「揚名顯親」不可缺少的一環,令喪親官員企慕嚮往。下行上呈的追贈文書構築了彰顯皇帝孝治天下、人子以榮親為大孝、盡忠可以成就孝行的論述,家與國的關係在追贈制度中,得到更緊密的正向結合。其影響更及於宋代以降。
第四章討論祭祀祖先與追薦冥福。祭祀祖先在唐代大略分為廟祭(寢祭)及墓祭,官方制定相關儀節,規範上下階層如何祭祖,可說是祀先之禮從禮經進一步落實的一大發展。尤其五品以上官員可立家廟,仕宦顯貴與追遠敬先形成正向連結。唐人重視墓祭,然而宦遊異鄉的士人經常拜掃有缺。晚唐出現官員長年未能祭掃墳墓,故將祭祀託付寺院道觀的情形,此風並延續到宋元,成為普遍的風俗,反映了宗教信仰與仕宦情境足以改變倫理實踐的方式。除了以祭祀為事死之孝,中古時期隨著佛教的流行,為先人追薦冥福以救苦離惡,也成為重要的孝行實踐。雖然實踐者不限於士人階層,但是這種新型態的孝道實踐,有助於彌補事親有闕的遺憾,對於士人的孝道困境頗能提供抒解,而在追福活動中先人與子孫的互動關係與傳統型態有別,對於孝道內涵與意義也帶來不同的激盪。
唐代士人於宦遊遷轉的過程中,可能遭遇侍親與仕宦難以兼顧的困境,然而仕宦上的成就也幫助取得實踐孝道的資本,官位顯達者,足以厚祿致養,為母親取得命婦資格,或追贈父母、提昇墓葬等級,建立家廟、取得祭祀權。凸顯士人的政治身分對於家庭角色的承擔具有相當影響,甚至越過兄弟間嫡、庶、長、幼之倫理秩序,以及相應的責任,影響家內秩序。不過追求仕途而事親有闕的士人,遠多於能夠得到國家助成孝行者。對於同樣陷入孝道困境、卻無法以官爵榮親的士人而言,為父母追薦冥福似乎正補充了一個行孝的闕口;沒有身分限制與生死之隔,提供了永遠負欠親恩的孝子容易實行的報恩管道。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scholar-officials''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and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ang China. Filial piety was the dominant ethic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t was considered to be nature and right, and how to practice it was not at one’s own will, usually guided or limited by specific cultural values, norms,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texts of situations.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filial piety’ was not referred to extreme or unusual behaviors, but those which were considered the basic duties of children or what were urged to do for parents. It included reverent caring, mourning, deceased parents buried in family graveyard, requested to bury themselves beside deceased parents, got official titles from the emperor to honor the deceased parents, offered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and to benefit deceased parents by the power of religions. The scholar-officials desired to nurture and honor parents with official’s payments and status, but to be an official in Tang dynasty, leaving homeland and undertaking official travels were shared experience in general. Official career deeply influenced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Meanwhile, with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the law from Han to the Tang, some norms of filial piety on ‘five canons’(五經) became the formal laws and official institutions, and it was scholar-officials to be requested to obey strictly. Official institutions of filial piety usually favored the great officials therefore when they succeed in officialdom also carried out their filial piety. But most scholar-officials were inferior officials, they must need other institutions to help them carry out filial piety especially when their parents had been dead. The belief of saving sinful souls by religious power was popular during Tang dynasty, people donated to religions to benefit deceased parents, and it was considered a necessary way to repay parents.
徵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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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文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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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裕一,《中国古代の年中行事.第一冊.春》,東京:汲古書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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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登武,〈家內秩序與國家統治──以唐宋廿四孝故事的流變的考察為主〉,收入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二)──家內秩序與國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此文亦收入陳登武,《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國中古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2009),第五章〈法律與教化——二十四孝故事所見家內秩序與國家統治〉。
陳鴻森,〈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唐宋官修注疏之一側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卷1期(2003)。new window
陳觀勝著、許章真譯,〈中國佛教中之孝道〉,收入許章真譯著,《西域與佛教文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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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梓城,〈唐墓壁畫〉,《文物》,1959年第8期。
黃正建,〈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變化——以兩《唐書》用詞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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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詩平,〈唐代前後期內外官地位的變化──以刺史遷轉途徑為中心〉,《唐研究》,第2卷(1996)。
劉增貴,〈天堂與地獄:漢代的泰山信仰〉,《大陸雜誌》,94卷第5期(1997)。
劉增貴,〈從碑刻史料論漢末士族〉,收入《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中國史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new window
劉增貴,〈禁忌──秦漢信仰的一個側面〉,《新史學》,18卷4期(2007.12)。new window
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卷4期(2007.12)。new window
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佈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為中心〉,收入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鄭雅如,〈中古時期的母子關係──性別與漢唐之間的家庭史研究〉,收入李貞德主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new window
鄭雅如,〈韋契義墓誌銘釋讀──兼論唐人的孝道意識〉,《早期中國史研究》,第1期(2009)。new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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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啟明、嚴文明,〈從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1期。
閻步克,〈「品位—職位」視角中的傳統官階制五期演化〉,《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閻步克,〈南北朝的散官發展與清濁異同〉,《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2期。
韓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遷徙與社會變遷〉,《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
韓國河,〈論秦漢魏晉時期的家族墓地制度〉,《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2期。
魏承思,〈唐代家庭結構初探——兼論中國封建家庭結構變動規律〉,《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2期。
藍勇,〈對古代交通里程記載的運用要審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1期。
羅小紅,〈再論唐代奪情起復制度〉,《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卷3期(2006)。
羅彤華,〈唐代州縣公廨本錢數之分析──兼論前期外官俸錢之分配〉,《新史學》,10卷1期(1999)。new window
羅彤華,〈唐代官人的父母喪制──以〈假寧令〉「諸喪解官」條為中心〉,《法制史研究》,第16期(2009.12)。new window
饒宗頤,〈孝順觀念與敦煌佛曲〉,《敦煌學》,第一輯(1974)。

(四)外文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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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一郎,〈「十王經」をめぐる信仰と儀禮──生七齋から七七齋へ──〉,收入吉川忠夫編,《唐代の宗教》,京都:朋友書店,2000。
小南一郎,〈敦煌の孝子傳〉,收入麥谷邦夫編,《三教交涉論叢》,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5。
中村元,〈儒教思想對佛典漢譯帶來的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82-2。
中砂明德,〈唐代の墓葬と墓誌〉,收入礪波護編,《中國中世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
中島比,〈唐兩京城坊考收載人物拾遺稿〉,《東洋史苑》,26.27(1986)。
池田溫,〈中國歷代墓劵略考〉,《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86(1981)。
江川式部,〈唐代の上墓儀禮——墓祭習俗の禮典編入とその意義について——〉,《東方學》,第120輯(2010)。
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銘考〉,《史學雜誌》,86卷10期(1977)。
吾妻重二,〈宋代の家廟と祖先祭祀〉,收入小南一郎編,《中国の禮制と禮學》,京都:朋友書店,2001。
那波利貞,〈火葬法の支那流傳に就いて〉,《支那學》,第1卷第7期(1921)。
竺沙雅章,〈宋代墳寺考〉,《東洋學報》,61卷1、2期(1979)。
長部悅弘,〈隋の辟召制廢止と都市〉,《東洋史研究》,44卷3期(1985)。
長部悅弘,〈唐代州刺史研究──京官との関連〉,《奈良史學》,9(1991)。
宮崎市定,〈中國火葬考〉,原載於《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仏教史學論集》(京都:塚本博士頌壽記念會,1961),收入《宮崎市定全集》17,東京:岩波書店,1993。
高橋繼男,〈劉晏の巡院設置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28(1972)。
高橋繼男,〈唐後半期に於ける度支使.塩鉄転運使系巡院の設置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30(1973)。
高橋繼男,〈唐後半期の官界における知院官(度支.塩鉄転運巡院の長官)の位置について〉,收入《堀敏一先生古稀紀念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眾》,東京:汲古書院,1995。
酒井忠夫,〈太山信仰研究〉,《史潮》,第7卷第2期(1937)。
翁育瑄,〈七世紀~十世紀初の中国における上流階層の家族形態——墓誌を中心に——〉,《お茶の水史學》,44(2000.9)。
愛宕元,〈唐代における官蔭入仕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35卷2期(1976)。
愛宕元,〈唐代范陽盧氏研究──婚姻關係を中心に〉,《中國貴族制社會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7。
塚本善隆,〈引路菩薩信仰と地蔵十王信仰〉,原以〈引路菩薩について〉為題,刊於京都《東方學報》,1(1931),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第7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
窪添慶文,〈北魏における贈官をめぐって〉,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
窪添慶文,〈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ついて〉,《史學雜誌》,83編第1號(1974.1);83編第2號(1974.2)。
盧秀滿,〈唐代小說に見られる別世界──別世界の混在化〉,《中国中世文学研究》,38(2000.7)。
濱口重國,〈漢代における地方官の任用と本籍地との關係〉,收入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66。
Ebrey, Patricia B. “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 In Patricia B. Ebrey & James L.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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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we, Michael. “The Term K’an-Yü堪輿and the Choice of the Moment.” Early China No.9-10(1983-1985).
Morgan, Carole. “T’ang Geomancy: The Wu-hsing (“Five Names”)Theory and Its Legacy.” T’ang Studies No.8-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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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chett, Denis. “Chen gui and Other Works Attributed to Empress Wu Zetian.” Asia Major Vol. 16, No. 1(2003) .
Zürcher, Erik.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T’oung Pao 66(1980).

(五)學位論文
王德權,〈唐代官制中的散官與散位〉,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9。
胡雲薇,〈從唐代官員的宦遊生活看其對家庭的影響〉,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蔣愛花,〈唐代家庭人口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萬靄雲,〈宋代命婦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1992。

三、網路資源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提供) http://www.cbeta.org。
漢籍全文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禹貢網(復旦大學)http://yugong.fudan.edu.cn/Ichg/Chgis_Search.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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