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論文是筆者於《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發表的〈西來庵事件前後臺灣佛教的動 向〉之後,繼續以曹洞宗為中心,來探討它與臺灣佛教僧侶的互動關係。在此論文中筆者以臺 南開元寺傳芳師(包括本圓師在內)、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善慧師、以及苗栗大湖法雲寺覺力師 為主,來了解當時所謂臺灣佛教三大派,與日本佛教的互動關係。在此需要先申明的,是此論文 在時代來說,是設定在明治28年(1895)到昭和10年(1935)之間,理由是開元寺派早已在大正 6年4月之後,轉歸屬臨濟宗,且覺力師於昭和8年(1933)6月圓寂;還有善慧師的人生舞臺, 也遠離臺灣轉向福建、東南亞的緣故。 如拙文〈西來庵事件前後臺灣佛教的動向〉所述,曹洞宗僧侶來臺布教的初期,與臺灣佛教寺 院締結了本末的關係,因此能有效地使用當地的佛教資源。之後,雖因政府政策的調整,曹洞宗 與臺灣寺廟的本末關係產生了變化,但卻也促使曹洞宗僧侶在臺開始覓地建寺,開拓自己的資 源。雖是如此,在整個大環境中,曹洞宗在臺的勢力,仍然是凌駕於其他宗派,加上本土的佛教 僧侶受戒的道場,如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所調查的,有「福建省的鼓山涌泉寺、怡 山長慶寺,其他有天童山、天臺山、補陀山」(頁92)。其中,以赴鼓山涌泉寺者占大多數,而 鼓山涌泉寺是為中國曹洞宗的道場。或許是屬同一法脈,同時也因日本曹洞宗來臺,較他宗取 得天時之便,曹洞宗與臺灣佛教僧侶或齋友的互動,對日後臺灣佛教的發展有何影響,是值得 吾人研究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