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制度發祥於英國。（註一）其後，美國獨立，傳至美洲。（註二）法國革命，傳至歐洲。（註三）又後，日本維新，始傳至亞洲。（註四）潮流所及，寰宇嚮風。（註五）是以，國父曾說：「立國於大地，不可無法也。立國於二十世紀文明競進之秋，尤不可以無法。所以張人權，亦所以遇邪辟。法治國之善者，可以絕冠賊，息訟爭。西洋史實，斑斑可考。無他，為人所公認與貿踐。（註八）人民知法之尊嚴莊重，而能終身以之耳。我國人民稱四百兆，問有知法者乎？恐百不得一也。不知法而責之以守法，是猶強盲人以辨岐路，責童駿以守禮儀，可乎哉！」（註六）又說：﹁中華民國必有好憲法，始能使國家前途發展，否則，將陷國家於危險之域。﹂（註七）由是憲法不僅已成現代國家實施民主法治之象徵，並已形同一個國家立國之要素，其必要性，殆已為人所公認與實踐。（註八）
我國法治思想發源甚早，惟憲政思想之萌芽，則始於清朝末葉，但亦未及憲法之頒行。而清廷已覆。（註九）及至民國成立，反覆制憲，波折亦多，直到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我國制憲大業，始告完成。至三十六年元月一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施行，我國方始有憲法，而正式邁入憲政之域。
憲法解釋權之確立，以制定憲法、施行憲政為前提，憲法解釋權之運用，亦與制憲、行憲之原理，息息相關。而誠如曾繁康先生所言：「近世西洋所謂之成文憲法，求諸我國古代，無有也。良以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之所偏重發揮者，皆為聖君賢相之治道，與近世西洋所稱之民主憲政之思想，本相去有間。所以我國古代雖亦有相關政府組成與仁民愛物等根本重要之原則。譬如關於主權性質之說明，則左傳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見王權為一至高無上與無所不包之權力，此則頗有似於近世西洋所稱主權學說之意味；又如關於王位繼承之規定，則公羊傳稱『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亦為一項極重要之原則；復如下逮漢代，關於丞相之選授，則前漢書稱『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則為一項極重要之憲法習俗。至若關於人民之保護，則我國古 代政治思想，尤以此為兢兢。故詩稱『不敢侮鰥寡』；而孟子亦謂『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亦足以見我國先民對於仁民愛物，講求之殷切。雖自今觀之，凡此等等均為含有憲法性質之重要原則，然在我國古代，或則散見禮俗之中，成為學人著述之所引述與主張，然始終不曾凝固成為一部完整之憲法法典。因之，亦遂無近世西洋所稱成文之憲法之可言。是故無已，吾人倘如欲溯成文憲法之起源與其發展之經過，則其惟求諸西洋之歷史乎！」（註十）是以本論文之第一章，乃從研討成文憲法之理論開始，旨在肯定憲法解釋權產生依據之成文憲法主義之確立。
一個真正符合民主憲政要求之立憲國家，並不以立憲為已足，而須以法治主義之高度推行為依歸，「那就是公權力的行使，須在制度上、及始終（這與偶發的危急管制不同）實際上受到獨立的司法，經由法規制成的參與及法規適用的管制，而加以限制。」（註十一）蓋法治之精神。非僅止於編訂白紙黑字之法典，實貴乎法律之擁護、法律之遵守、法律之普及。憲法為法律之規範，憲政精神自亦如是。且憲法之編定，其事似難而實易，其事雖久而終有完成之日；而憲法之實施、擁護、遵守、與普及，則有待乎憲政精神之發揚，有待乎民眾習尚之養成，其時長，其事艱，而其效則難著。是故觀憲政者，不獨斷斷於形式的憲政之作為，而必加意於實質的憲政之成就，而憲法之實施．實尤重於憲法之制定。（註十二）是以 國父曾說：「立憲派之擬議，以為中國今日之大患在於無法，苟能藉憲法以謀統一，則分崩離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憲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眾之擁護，假使祇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俾不受軍閥之摧殘。元年以來，嘗有約法矣。然專制餘孽，軍閥官僚，僭竊擅權，無惡不作。此輩一日不去，憲法一日不生效力，無異廢紙，何補民權？邇者曹琨以非法行賄，尸位北京，亦嘗藉所謂憲法以為文飭之具矣。而其所為，乃與憲法若風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憲法之先決問題，首先在民眾之能擁護憲法與否，捨本求末，無有是處。不特此也。民眾果無組織，雖有憲法，即民眾自身亦不能運用之，縱無軍閥之摧殘，其為具文自若也。故立憲派祇知求憲法，而絕不顧及將何以擁護憲法？何以運用憲法？即可知其無組織、無方法、無勇氣，以真為憲法而奮鬥。」（証十三）又說：「國人性習，多以定章程為辦事。章程定而萬事畢，以是事多不舉。異日制定憲法，萬不可仍蹈此轍。英國無成文憲法，然有實行之精神。吾人如不能實行，則憲法猶廢紙耳。」（註十四）可見憲法制定之後，要能實施。惟憲法為一國之根本大法，憲政則與時俱進。如何實施憲法，而使靜態的憲法切合動態的社會，這就必須靠憲法的成長。為此，梅茵曾強調說：「憲法是出於成長的，而非出於製造的。」布魯安也說：「凡有償值的憲法，皆必然出於成長；先生根，繼成熟，而後乃能長久生存。」「凡出於製造的憲法，有類削尖而植於地上的手杖，不生根，不結果，瞬即枯萎；旋即死滅。」（註十五）由是可知任何一部優良的憲法，必須能隨時代及社會的變遷而作不斷的演進。（註十六）而憲法成長之途徑，以徑，以憲法解釋與修改最為重要。其間，解釋憲法與修改憲法之作用，又時而互為消長，時而相輔相成。惟憲法之修改，有其相當繁難的程序，原已顯示其不宜輕易行使，尤以我國目前情況特殊，想要修改憲法，不但是有鄭重考慮的必要，而且簡直有不可能的困難存在。（註十七）從而解釋憲法的作用，也就特別顯得重要。（註十八）是以本論文第一章中，並就憲法需要解釋之原因暨有關解釋憲法之理論，加以探討，以資申論確立憲法解釋權之必要。
憲法解釋權，乃是解釋憲法疑義、裁決憲政爭議之最高權力。具備此項權力之機關，是為釋憲機關。關於釋憲機關之組織、職權及其行使程序之規劃，即為釋憲制度。（註十九）由於成文憲法之政制，肇始於美國，憲法解釋權之規劃與運用，亦由美國率先確立，此即所謂司法審查制度（Judicial Review）「所謂司法審查制度，就美國制度而言，乃謂普通法院於審判訴訟案件時，對於所涉及的法令，得審查其是否與憲法精神相符。倘與憲法義理相悖，法院得認定這一法令為違憲，否認其效力而拒絕適用。」（註二十）亦即美國普通法院有憲法解釋權，而可以行使法令違憲審查權。「美國憲法制定於一七八七年，當時的美國社會，還是在所謂四輪馬車時代，憲法的內容，初不過簡單的七條，其所以能適應後來社會的悲劇發展，二十幾個修憲案與或國會立法，以及憲政習慣等因素，固然不容忽視，但司法審查權的作用，對於美國憲法生命的成長，已為人所共識，勿寧其有更多的貢獻。」（註廿一）於是自美國獨立制憲後，實施憲政的國家，無不相率效尤，訂定成文的憲法法典，並在憲法中，確定解釋憲法之制度，期保證憲法之實施。「亦即在成文憲法制定的初期，對於憲法解釋問題，雖未加以重視，但經十九世紀實施憲政經驗的啟示，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所制定的新憲法，大多數均專條明確規定憲法解釋權的歸屬，甚而明定其範圍及申請程序，以期充分發揮憲法解釋下列功能：1防杜憲政紛；2適應情勢需要；3維護憲法效力；4維持政府威信及5保障人民權益。」（註廿二）國人觀念受美制與我制之影響，乃以為所謂釋憲機關之功能，僅在於解釋憲法疑義或宣布違憲法令之無效。其實解釋憲法之目的與功能，已與時俱進。傳統的憲法解釋，其目的不外：一為探求制憲者之意思，稱為主觀目的說；二為尋求憲法本身所蘊涵的意思，稱為客觀目的說。此二說雖有不同，但其作用，主要在宣示憲法主觀或客觀的意思，而不在解決當前的具體問題。僅是靜態的說明，而非動態的效用。故其解釋，只是憲法原理及學說之宣達，而不能解決當前的憲政問題。但現代憲法之解釋，目的不僅在宣示憲法之真義，且在求憲法之有效施行。故本此目的之解釋，亦稱為有效施行說。「法貴在行」憲法在求「永矢咸遵」，若解釋憲法不能使憲法適應時勢，解決問題，如何可使有效施行？又焉能使永矢咸遵？以是在有效施行說下，現代憲法之解釋機關，已由法律學說之宣達者，成為解決政治衝突的工具。（証廿三）即鑒於論者每仍習於美國司法審查制度之傳統觀念，以為釋憲機闢之職權功能，不過是在解釋憲法，與行使法令違憲審查權而已。本論文之第二章。乃就以釋憲機關為「憲法之捍衛者」之觀念出發，依其維護憲法之效力與實施之道，論述憲法解釋權應具之作用與功能，以資作為衡量釋憲制度之優劣，與視劃釋憲機關之組織及職權的依據。
現代各憲政國家，確已注意及憲法解釋權之作用，是以類皆有釋憲機關之設置，只是，其間規劃頗有不同。要而言之，可分為採取立法機關釋憲制、司法機關釋憲制，與特設機關釋憲制三大類。本來，一項制度之確立，各有其淵源因素，其績效，亦須視各別之情況而定，未可以偏蓋全，論斷其優劣是非。惟由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行使憲法解釋權，實違背憲法分權制衡之原則。蓋在有限憲政體制下，所有政府機關之組織及其職權範圍，均應以國家根本大法為依據，亦即「高度之法治，不獨人人在法律前平等，而政府各機關，亦均在憲法及法律前平等，不許任何人任何機關有例外。（註廿四）是則立法機關之行為，亦不能不受憲法之監督；依法行使審判權之司法機關，更無左右憲法之權力。則由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行使憲法解釋權，不僅有違憲政義理，且將因限於各別之職權性質，而無法充分發揮運用憲法解釋權來捍衛憲法之功能，達成保證憲法之實施的目的。因此，憲法解釋權應當獨立，由憲法授權特設機關來行使。
由此可見，憲法解釋權之獨立，乃為高度法治樹立所必需。就法治之進化言之，其始為律令統治，次為法律統治，最後進入國民憲法統治。（註廿五）有法律之統治，即有法院的司法，以貫徹「法律主治」之主張，是有審判獨立之法院產生。則欲貫徹「憲法主治」之理想，自亦應有獨立之「司憲法法院」。基於此項認識，本論文之第三章，乃在綜論各國釋憲利度之規劃，與評述各種釋憲制度之優劣中，特別強調特設機關釋憲制度之優點，以供專家學者研討我國憲法解釋制度之參考。
憲法解釋權是一種重要的權力，所以大多數的憲政國家，對於憲法解釋權之歸屬與範圍，都在憲法上予以規定，以昭慎重。（註廿六）依我國憲法之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與命令之權（第七十八條）不僅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其解釋（第一七一條第二頂），命令與憲法有無抵觸，以及地方自治法規與憲法有無牴觸，亦應由其解釋之（第一一四條與第一七三條）。是則我國憲法之係以司法院為「憲法之維護者」，應無疑義。（註二十七）而司法院為履行「憲法之維護者」的職務，設立了大法官會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為行憲後新創之釋患制度，自成立迄今，對憲政之推行，著有貢獻。惟細考大法官會議歷年來之憲法解釋案，則似難認其真已完全克盡維護憲法之職責。蓋憲法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期待，至為殷切，在其不少條文中，明示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同時，不厭其煩的強調：其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或司法院認為有違憲時，「應將違憲條文宣布無效」。憲法甚至不顧司法之被動性，給予司法院對省自治法之半主動性審查權︱各「省自治法制定後，須即送司法院」，由其審查有無違憲之處（第一一四條）。這是我國憲法上第一次如此重視司法權。但傳統上從屬於行政權之司法者，卻不慣於行使如此重大之權限。二十多年來，大法官會議對違憲行為，或不予解釋，或遷就現實，始終不願將任何違憲行為明白認定其違憲，或宣布其無效。大法官會議的這種態度，謀國持重有餘，對憲政體系之維護、健全違憲審查制度之確立。以及法治社會之建設，則尚感不足。（証二十八）由此可見我國現行釋憲制度，猶有待檢討改進的地方。是以本論文之第四章，乃先就我國現行憲法解釋制度，加以補述。
依釋憲機關為「憲法之捍衛者」之觀念以觀，我國憲法關於釋憲權之規劃，不無未盡妥適之處。且憲法之規定，每每需要立法來補充，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制度之確立，自不例外。是故論者有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未能完全發揮其功能，立法院似亦應負部份責任。因立法院制訂大法官會議法時，過份注重大法官會議權限之限制，而對大法官會議宣布法令違憲時，應生如何之效果？自始無效或嗣後無效？如何執行？法令無效時，對人民之權義發生如何影響？等諸如類此重大問題之規定，付諸闕如，致使保守之司法者無所適從，不能達成憲法賦予之重大使命。（註二十九）可見我國立法院有關我國憲法解釋權之制度與運用之立法，亦有值得商榷之處。有鑒於此，本論文之第五章，乃就有關我國憲法解釋權之憲法規劃，與法律規定之得失，加以研討，並本學以致用之旨，提出有關心得以為結論。
有關成文憲法之理論、解釋憲法之義理、與釋憲制度之類別，時人之論述已多，惟鮮見連貫而完整之論者。本論文乃就有關憲法解釋權之理論與制度，作一系統的整理與論說。依我國憲法規定，我國憲法解釋權係由司法院大法官行使，有關我國現制之介紹與評論，固然不少，惟亦乏具體而有系統地加以評述的專著。本論文特就現制得失與改革途徑，試加評論與擬議。惟以個人學識淺薄，差錯謬誤之處必所在多有。只為憲法解釋權之作用，關係憲政之成敗，不可不有完善的規劃與建制，是以不揣愚昧，勉力陳說。尚祈諸位師長先進多多指教，使對我國憲政制度之擘劃、憲政前途之策進，有所貢獻者，則豈僅是我個人之願望，亦當是我輩憲法學者與關心或國家憲政前途者。一致之願望與職志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