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運輸是人類經濟活動之一，也是生產到消費的經濟行為必經過程之一
，而漕運運輸正屬交通運輸之一環。本文嘗試以交通運輸學之基本架構，
來探討唐對漕運運輸之經營管理及其功能之發揮，乃至其興衰與影響，以
較全面與深入的探討漕運運輸在唐代發展之全貌。交通運輸由運輸路線、
運輸工具、終點站（運輸站）、動力、通信、經營機構等六個要件組成。
就（一）以運輸路線而言，唐漕運之航道是在隋的基礎上整治完成的。（
二）以運輸工具與運輸設施而言，船舶種類與數量，在安史亂後多於亂前
；運輸設施包括倉儲與水利工程。（三）以管理機構與內容而言，安史亂
前國家事務依律令來運作，在中央與地方有專司機構負責。但在安史亂後
則以轉運使及其地方組織－巡院，代替過去所有漕運運輸之組織與事權，
但原地方組織與事權未廢，所以地方之組織與事權成二元化。至於管理內
容則由敦煌發現之水部式殘卷內容可得知其概況，且由其管理內容知其管
理方法與觀念相當進步。至於在漕運方法方面，唐前期是以長運、綱運法
完成的。裴耀卿主漕運時，配合倉儲制度採分段運輸法。安史亂後，劉晏
在各方面都作重大改革，建立了有系統的漕運制度。但由於此時藩鎮往往
劫運漕糧，使漕運安全受到威脅，乃以軍力護運，且以藩鎮任轉運使。至
於漕運物資包括了（一）各種正稅、苛捐雜稅（二）鹽、茶、酒專賣；（
三）地方進奉；（四）地方土貢；（五）鑄錢；（六）和市。運輸費（即
腳直）與漕運量是衡量交通運輸經濟效益的重要指標，由於運輸費之高低
決定於運輸方法，在劉晏主漕運時，重視經濟效益，經其多方改革後，使
漕運費減低不少。至於漕運量方面，漕運量決定於中央需求量、關中供給
量、漕運運輸條件及關東、江淮之經濟條件，而此四項又決定於各時期之
政、經環境，所以每個漕運量並不僅直接體現漕運運輸之狀況，且隱含其
政、經背景，使漕運量含政、經之意義。漕運牽涉的層面甚廣，其與唐中
央之經濟、人民之生活息息相關，若說漕運是唐中央的動脈，那麼漕運應
該是人民的靜脈。漕運是中央的經營管理史，也是人民的血淚史。但在另
一方面，唐中央可以因漕運而生，也可因之而亡；人民可因之而得苦難，
又可因之而得利便，端視中央如何去經營管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