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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中唐墓誌銘研究
作者:趙佩玉
作者(外文):ZHAO, PEI-YU
校院名稱:銘傳大學
系所名稱:應用中國文學系
指導教授:游秀雲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20
主題關鍵詞:中唐墓誌銘傳記文學喪葬禮俗Tang Dynastyepitaphsbiographical literaturefuneral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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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之墓誌銘作品,無論是文學、歷史或喪葬禮俗等各個層面,對當時及其後世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本論文嘗試根據中唐時期的墓誌銘作品,分別從撰者與誌主的角度出發,探究作品中所蘊涵的意義及其影響。起初墓誌銘是為了標誌墳塋、悼念先人,後來也加入了讚揚逝者、安慰生者的作用,是專屬於權貴階層的儀制,又經過中唐名家的帶動而普及到民間,不但從寫作技巧提升其文學地位,且經長期累積,至今已成為珍貴的文化資產。中唐墓誌銘在維持「題」、「序」、「銘」基本三大結構的框架下,擴大誌主對象及其寫作方式,這種從達官貴族到小人物的誌主個人傳記,使得墓誌銘成為反映當時社會狀況與人文風貌的最佳資料庫,不僅可以補正史不足,且足以重現唐代社會民情更真實的面貌。
墓誌銘在中唐的改變與創新,可視為古文運動的成就之一,無論文體或寫作技巧,都驗證了復興古文的必要性與實用性。史傳文學與墓誌銘在本質上雖略有差異,但可相輔相成。在文化上,墓誌銘體現了諱言死亡的中華民族,以慎終追遠的心情面對死亡,體現親族朋友的生命歷程與人生價值。
The epitaphs of the Tang Dynasty exert its long-last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ies, and funeral customs. From the author’s and the deceased’s perspectives, the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versity of the deceased work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n the epitaph works during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epitaph is written to mark the location of a tomb, to mourn ancestors, to praise the deceased, and to comfort the living.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the famous scholars, the epitaph has become popularized since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Over the past 1000 years, the writing style of epitaph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upgraded, and the epitaph has turned out to be a valuable asse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Structured into three sections of “題”、“序”and“銘”the Middle Tang epitaph was written in comprehensive ways for people from all works of life. As the biography of the deceased (of the top-ranking officials and/or of low social status), the epitaph can offer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to re-evaluate the societal conditions and human affairs back at that time. For that reason, the epitaph will not only help to fill in any miss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history, but also help to represent the reality of the Tang Dynasty. Now as part of the funeral customs in Chinese culture, the epitaph can be regarded as significant resources, from which Chinese people can find answer keys to such issues as ways of facing the death, approaching cycle of life in nature, and assessing life values of the Chinese.
The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of the epitaph'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at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No essay style or writing skills have verified the necessity and practicality of reviving the ancient prose. Although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epitaph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n nature, they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Culturally, the epitaph embodies the Chinese people who blamed death, faced death with a sense of cautious pursuit, and reflected the life course and life value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一、彙編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銘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
容庚、容媛兄妹著,《金石書錄目》,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
毛漢光主編,《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
趙超主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陳長安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羅聯添輯,《韓愈資料彙編》,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楊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臺北:鼎文書局,1972年。
《石刻史料叢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石刻史料新編》,台北:新文豐,1978-1986年。
《中國歷代石刻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

二、古籍
《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大戴禮記解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司馬遷:《史記三家注》,洪氏出版社,1974年。
班固:《漢書》,台北:中華書局點,1962年。
范曄:《後漢書》,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1年。
陳思廉:《陳書》,《二十四史》,台北,中華書局,1997年。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1年。
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1年。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8年。
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7年。
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啟業書局,1978年。
《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台北:漢京文化點校本,1987年。
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世界書局,2001年。
章學誠:《文史通義》,台北:史學出版社,1974。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6年。
封演:《封氏聞見記》,趙貞信校注,台北中華書局,2012年。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魏徵等:《隋書》,台北:中華書局,1973年。
劉知幾:《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欽定四庫全書》,廣文書局,1994年。
《文選》,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
《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0年。
《文心雕龍譯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
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
張說等:《大唐開元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慧琳:《一切經音義》,《大正藏》第54卷,弘教書院,1924年。
王梵志著,《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張薦著,李時人編,《全唐五代小說》,中華書局,2014年。
韓愈,《韓昌黎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王欽若:《冊府元龜》,上海:鳳凰出版社,2006年。
姚鉉:《唐文粹》,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陳思:《寶刻叢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徐師曾:《文體明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王行著:《墓誌銘舉例》,《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1994年。
王岂孫:《金石三例》,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王岂孫:《金石碑版廣例》,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胡應:撰《少室山房筆叢》,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吳訥等:《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台北,中華書局,2013年。
嚴可均:《全後漢文》,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
姚鼐纂:《古文辭類纂》,台北,廣文書局,1961年。
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台北:成偉出版社,1976年。
梁玉繩:《志銘廣例》,《槐廬叢書》,朱氏家塾刊,1877年。
林紆:《畏盧續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
林紆:《韓柳文研究法》,台北:廣文書局,1998年。
李昉:《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1年。
錢衎石輯《碑傳集》,燕京大學研究所,1932年。

三、專書
蔣伯潛:《文體論纂要》,台北,正中書局,1959年。
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
楊蔭深:《中國文學家列傳》,台北,中華書局,1978年。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年。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年。
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台北,明文書局,1984年。
葉國良:《石學蠡探》,臺北市:大安出版社,1989年。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0年。
陳蘭村、張新科:《中國古典傳記論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學》,台北,學生書局,1991年。
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吳文治:《韓愈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張捷夫:《中國喪葬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陳尚君:《石刻所見唐人著述輯考》,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趙超:《古代墓誌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羅維明:《中古墓志詞語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2003年。
張捷夫:《喪葬史話》,台北:國家出版社,2003年。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06年。
盧建榮:《死亡文化史》,麥田出版社,2006年。
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圖書館出版,2007年。
陳華文:《喪葬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
林登順:《北朝墓誌文研究》,臺北:麗文文化事業,2009年。
魯迅:《魯迅自編文集》,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
林雲銘:《韓文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四、學位論文(依出版時間)
毛漢光:《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從官吏家庭背景看社會流動》,台北,政治大學政研所博論,1969年。
高光敏:《韓愈散文發展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論,1989年。
周次吉:《唐碑誌所見女子身分與生活之研究》,台灣大學中文所碩論,1990年。
蔡芳定:《唐代文學批評研究》,台師大國文所博論,1990年。
諸海星:《中國文體分類學的研究》,台師大國文所碩論,1992年。
林登順:《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文化大學中文所博論,1994年。
金太熙:《韓愈所作的墓誌銘研究》,文化大學中文所碩論,1996年。
陳文豪:《魏晉南北朝墓誌銘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博論,1998年。
張蜀蕙:《書寫與文類─以韓愈詮釋為中心探究北宋書寫觀》,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博論,1999年。
李珠海:《唐代古文家的文體革新研究》,台灣大學中文所博論,2001年。
陳玉蓉:《歐陽脩與王安石墓誌銘研究─以韓愈文體改創為中心的討論》,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論,2004年。
陳德財:《王安石墓誌銘研究》,玄奘大學中文所碩論,2004年。
林巧玲:《白居易碑誌文研究》,中興大學中文所碩論,2006年。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台灣大學歷史所博論,2009年。
郝蔚倫:《姚鼐墓誌銘作品研究》,台北,中央大學中文所碩論,2009年。
江佳穗:《北魏墓誌銘書風研究》,高雄師範大學中文所碩論,2009年。
陳財能:《唐代墓誌銘之道家思想研究》,台北,中山大學中文所碩論,2009年。
邱建智:《漢魏南北朝墓誌的起源與發展》,台灣大學歷史所碩論,2010年。
鄭雅如:《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台灣大學歷史所博論,2010年。
凃宗呈:《神魂、屍骸與塚墓─唐代兩京的死亡場景與喪葬文化》,台灣大學歷史所博論,2011年。
劉先維:《墓志資料所見唐代歸葬習俗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論,2011年。
孟國棟:《新出石刻與唐文創作研》,浙江大學博論,2012年
張慧霞:《唐代的權葬及遷葬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論,2012年。
張致芯:《唐代墓志書法研究》,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所博論,2013年。
陳俐君:《唐代墓誌中武后新字之研究》,逢甲大學中文所碩論,2013年。
朱開宇:《唐代交通圖與唐帝國的空間運作—邊防、軍政佈局及歷史意義》,台灣大學歷史所博論,2013年。
張致苾:《唐代墓誌書法研究》,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所博論,2013年。
葛婧:《唐代墓志所反映的婦女生活問題探論》,江西師範大學碩論,2014年。
羅漪文:《東漢至中唐碑誌文體書寫演變》,台北:清華大學中文所博論,2014年。
張逸:《唐代墓誌銘與中國佛教寺廟志斷句研究》,台北,政治大學資工所碩論,2017年。
張艷:《唐代女性墓志的書寫研究》,安徽大學碩論,2017年。
崔玲:《十─十一世紀中期入遼漢人大族墓誌與壁畫文化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歷史所博論,2018年。
劉家華:《石刻唐書研究--以唐亡宮墓誌為考察對象》,逢甲大學中文所博論,2018年。
施淳益:《現代「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典範的起源》,台北,清華大學歷史所博論,2018年。
劉家華:《石刻唐書研究》,逢甲大學中文所博論,2018年。
李貞:《唐代墓志題署研究》,四川師範大學碩論,2018年。
鐘雨桓:《唐代墓志銘中的德婦研究》,江西師範大學碩論,2018年。
王旭:《中唐思想轉型下的墓志書寫》,山東大學碩論,2018年。

五、期刊論文
毛漢光(1985-1994) :《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何寄澎(1985):〈唐宋古文運動中的文統觀〉,《中外文學》第14卷,第1期。
葉國良(1988):〈論韓愈的冢墓碑誌文〉,《古典文學》第10集。
趙超(1988):〈讀唐代墓誌劄記三則〉,《文博》3:45-49頁。
葉國良(1989):〈韓愈塚墓碑志文與前人之異同及其對後世的影響〉,《石學蠡探》,台北:大安出版社。
程千帆(1981)《先唐文學源流論略》:《湖北大學學報》,第4期,50頁。
吳文治(1983)《荊溪林下偶談》卷一,525頁,《韓愈資料彙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
甘懷真(1991),〈中國中古士族與國家的關係〉,《新史學》,99-116頁。
羅聯添(1991):〈論韓愈古文幾個問題〉,《漢學研究》第9卷,第2期。
劉靜貞(1993):〈女無外事?─墓誌碑銘中所見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五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95-141頁。
葉國良(1992):〈初唐墓誌續考六則〉,《臺大中文學報》第5期。
劉靜貞(1993):〈女無外事? ——墓誌碑銘中所見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臺北:《婦女與兩性學刊》,第四期。
葉國良(1995):〈唐代墓誌考釋八則〉,《臺大中文學報》第7期。
毛漢光(1995):〈唐代婦女家庭角色的幾個重要階段:以墓誌銘為例〉,《中國婦女史論集》, 145-165頁。台北:稻香出版社。
李祥年(1995):《漢魏六朝傳記文學史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盧建榮(1997):〈從在室女墓誌看唐宋性別意識的演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15-41頁。
程章燦(1997):〈墓誌銘的結構與名目─以唐代墓誌銘為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6期。
盧建榮(1998):〈從男性書寫材料看三至七世紀女性的社會形象塑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6:1-41頁。
羅維明(1998):〈論唐代墓誌撰作特色及其研究價值〉,《學術研究》第7期。
盧建榮(1999):〈墓誌史料及日常生活史〉,《古今論衡》,3:20-30頁。
衣若蘭(2000):〈「後漢書」的書寫女性:兼論傳統中國女性史之建構〉,《暨大學報》4:1:17-41頁。
俞樟華(2000):《中國傳記文學理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83頁。
賈文鳳(2002):〈標新立異奇花異葩─談韓愈「墓誌銘」散文的特色〉,《銅仁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月。
戴偉華(2002):〈從貞元、元和墓誌談韓愈研究中的三個問題〉,《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
趙振華(2002)主編《洛陽出土墓誌研究文集》,北京,朝華出版社。
葉國良(2003):〈唐宋哀祭文的發展〉,《台大中文學報》18, 3-22頁。
劉靜貞(2003):〈歐陽脩筆下的宋代女性──對象、文類與書寫期待〉,台北:《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
林淑貞(2003):〈生死關懷與生命美典的書寫──以方苞傳、祭文、哀辭、墓表、墓誌銘為視域〉,台中: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44期,108-136頁。
王德毅(2004):〈宋人墓誌銘的史料價值〉,臺北:東吳歷史學報12期,1-24頁。
陳尚君(2004):〈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研究〉,逢甲大學:《六朝隋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699-762頁。
苗書梅(2004):〈墓誌銘在研究宋代官制中的價值--以北宋元豐改制以前的監當官為例〉,台北:東吳歷史學報 11期,83-102頁。
邱佳慧(2004):〈由墓誌銘看二程對婦女的書寫〉,台北:東吳歷史學報 12期,249-277頁。
劉馨珺(2004):〈從墓誌銘談宋代地方官的赴任〉,臺北:東吳歷史學報12期, 159-196頁。
劉靜貞(2004):〈墓誌書寫中的秩序理念與社會變遷──唐宋變革論的再思考〉,《唐宋時期的社會流動與社會秩序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劉靜貞(2004):〈北宋前期墓誌書寫活動初探〉,台北:東吳歷史學報 11期 ,59-82頁。
柏文莉(2004):〈宋元墓誌中的「妾」在家庭中的意義及其歷史變化〉,臺北:東吳歷史學報 12期,95-128頁。
陳書芳(2006):〈談韓愈墓誌銘的變體〉,《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2月。
陳弱水(2006),〈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與夫妻關係—從景雲二年楊府君夫人韋氏墓
陳秋宏(2007):〈自為墓誌銘的自我書寫──以徐渭、張岱為探討對象〉,台南:有鳳初鳴年刊3期10月,175-185頁。
李貞德(2008),《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407-448頁。
邱佳慧(2008):〈從「請銘」與「撰銘」探究宋代社會的倫常關係〉,花蓮:東華人文學報12期01月, 1-56頁。
楊曉宜(2008年):〈女子有才便是美--以唐代婦女墓誌銘為例 〉,嘉義:《嘉大史地》3期 09月,1-12頁。
廖宜方(2009):〈評盧建榮著,《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臺北:臺大歷史學報43期06月,257-267頁。
陳秋宏(2010):〈試論韓愈墓誌銘的抒情性書寫〉,台北:世新中文研究集刊06月,115-141頁。
劉秋宏(2010):〈試論韓愈墓誌銘的抒情性書寫〉,《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六期。
政治大學主辦「道南論衡──全國研究生漢學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
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345頁。
《唐研究》(2011),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孟國棟(2012)〈新出土石刻與唐文合撰現象研究〉,《新出土石刻與唐文創作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2012年。
《新亞學報》卷期:3:1,1957年,123-168頁。
(日)水野清一(1958):〈墓誌について〉(收入《書道全集》第六卷〈中國•南北朝Ⅱ〉,平凡社,1958)。
(日)比野丈夫(1977):〈墓誌の起源について〉,《江上坡夫教授古稀紀念論集 民族文化篇》,山川出版社)。
(日)中田勇次郎(1984):〈中國の墓誌〉,原載《中國墓誌精華》,中央公論社,1975。收入《中田勇次郎著作集 心花室集》第二卷〈中國道書史論考 魏晉南北朝篇〉,二玄社。
(日)福田和子(1985) :〈韓愈の墓誌銘における二つの方向:エピソードと後世への訓戒〉,《國語と敎育》11:68-79頁。
(日)西上勝(1987):〈韓愈の墓誌銘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39:131-145頁。
(日)福原啟郎(1993):〈西晉の墓誌の意義〉,《中國中世の文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礪波護編。
(美)Susan Mann(2012):〈傳記史料中的言與不言〉,《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美)K. E. Brashier(2008):Han Thanatology and the Division of ‘Souls〈漢代死亡學與靈魂的劃分〉,載於Early China21(1996),後收入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編:《遠方的時習:古代中國精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美)Katherine Carlitz(2012):〈情婦、長舌婦、妖婦與良婦:明中期墓誌銘集小說中爭競的女性形象〉,《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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