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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從「藩屬」到「邦交」(1876-1899) –以光緒年間清和朝鮮的外交互動為中心–
作者:金奉俊
作者(外文):Bong-Jun Kim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學系
指導教授:陳熙遠
金衡鐘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23
主題關鍵詞:東亞國際關係貿易章程屬國朝鮮中朝關係Sino–Joseon RelationForeign PolicyVassal StateJoseonModern dipl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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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針對清光緖年間對朝鮮政策及關係之變化,進行深入的探討,從世界局勢到東亞局勢、從屬國到鄰國、從東亞朝貢體制到帝國殖民體制、從東亞傳統上下國屬性至近代國家邦交屬性,以此為論文章節主軸,回顧前人研究並反思,運用清政府與朝鮮的原始檔案史料,並考察日本國的涉入因素,重新考察清廷光緒年間之對外政策如何演變,而此一演變如何與清政府內部海防論之角力交互影響,清日關係與朝清關係又如何彼此牽引連動,終至發生光緒年間清與朝鮮間屬國政策之絕大變局,東亞局勢自此朝著近代國家互動型態的歷史方向推動。
聚焦近代東亞屬國形成及其轉向近代外交體制的同時,本文亦從現實主義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理論,檢視19世紀末期東北亞國際關係,並並從此一角度剖析當時東亞的國際關係及現實形勢 。
首先,以西歐和東亞的主權概念與現實主義的觀點進行對比考察,可以發現主權問題之所以在近代東亞國際關係是特別重要,因為通過對主權的研究來探討與屬國交涉的相關問題。因此,本文就以清國如何援用諸槪念來釐清屬國交涉問題,並且透過光緖年間的海防論與屬國問題,來分析當時清國內部政治問題與朝鮮外交關係的關聯性。
從現在中日關係為基礎的多數研究表明,「甲午戰爭」是結束東亞秩序體制以清-朝關係為中心的起點,因此本文試圖以清–朝關係的視角作為探討中心。然而,19世紀以清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瓦解原因,可以從研究中發現「清政府內在動機」才是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清國與朝鮮這個歷史最悠久、腹地最大的屬國 簽訂以平等關係為基礎的條約,是因為認知到不能再維持現有秩序的現實,從而放棄了傳統秩序的模式,轉而採取近代外交的格局。所以,本文著眼於東亞現有國際秩序的形成,也就是「屬國消失的時期」的發展。
本文分析光緖年間的海防論。主要將海防論與屬國、屬地(朝鮮及臺灣)的政策連繫起來,就可以瞭解光緖年間海防論所具有的特徵。在臺灣和西南邊疆的危機持續不斷的情況下,朝鮮的內亂,即壬午軍亂(1882)與甲申政變(1884),成為清政府轉換屬國政策的重要契機,因而導致清政府論議與朝鮮簽訂通商章程及各階段的措施加速,形成了放棄現有保障朝鮮統治自主的政策,改為積極干涉。
1880年代以後,禮部與總理衙門分別掌管著朝鮮通商及朝貢事務。雖然吉林.奉天等地的地方將軍表示反對,但是對朝鮮事務最終還是由這兩機關來掌管。同時在北洋大臣衙門的主導下,清國和朝鮮之間開始了通過海關的貿易,可是北洋大臣衙門與地方將軍衙門之間,就修改朝貢使節與互市貿易的事案發生了矛盾。因此,這兩內部機構分別實行著與朝鮮通商章程(《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奉天與朝鮮邊民貿易章程》、《吉林與朝鮮邊民貿易章程》),實際上卻表現出清國內部的政治矛盾;也因不同的機構掌管,通過不同的章程協商及修改的該貿易可以分別分為「海路海關貿易」與「陸路互市貿易」。
另外,以派遣到朝鮮的清國官員為朝鮮政府的獻策與活動為中心,對清國人員的朝鮮認識與意識形態的變化,根據各獻策的內容進行分析。19世紀後清–朝關係的重要活動,不是由出於傳統朝貢的使行,而是由為仲裁對外關係的使節、具有商業目的的商務委員、還有因壬午軍亂或甲午戰爭而帶兵進入的淸國官員等具有多種多樣的目的和身份的人作為主要參與對象。
因此,本文從甲午戰爭(1894-1895)以後的國際政治與清─朝鮮間的交涉為視角,試圖瞭解清國的戰後處理、收拾,以及如何逐漸展開對外政策並對國際局勢產生影響的相關討論。特別是戊戌變法時期前後的國際局勢和對外政策轉化,都是為了與朝鮮恢復邦交的過程。從清國與朝鮮簽訂《中韓(韓清)通商條約》(1899)的行動,就可以反映出光緖帝的改革意志與三國干涉後的東亞國際局勢。同時,清國放棄與朝鮮傳統的上國─屬國關係,進而建立平等關係,可以解釋清國外交已經實現近代轉換的重要事例之一。
總而言之,首先本文關注清政府的內部情況,根據政治體制與政治關係的特性,以及政策的決定者在對外政策中有何決定性的作用;再者,分析當時光緖帝的親政以及對國際法的認識,如何影響其與朝鮮恢復邦交;接著,著眼於直接付諸行動的執行者之意識和活動,特別是當時政策的執行者唐紹儀,通過觀察他的前後發言以及與朝鮮官員的談話等紀錄,將當時對保護國的國際輿論與對朝鮮認識結合起來,從而掌握《中韓通商條約》簽訂的里程意義。
This dissertation reviews the vassal state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Joseon, the oldest and largest tributary country of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its historical importance and the role it played in the modern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As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that time, it is worth noting how it was understood and put in practice in the diplomatic domain by the Qing governmen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Guangxu, issues of coastal defense and vassal sate relations were at the center of political debate. This dissertation examine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realis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uses a multi-archival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oseon.
Starting from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debates on coastal defense in the mid-1870s, this study includes the policy regarding Joseon to seek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er logic of Qing government’s coastal and marine defense.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political trajectory is th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of Qing government in Joseon during the riots in the 1880s. The Imo Riot (1882) and the Gapsin Coup (1884) marked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vassal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se two incidents,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active to intervene. This attitude can be seen in the records and opinions of Chinese envoys sent to Joseon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1894–1895, the Qing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e “full and complet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Joseon upon signing the Treaty of Shimonoseiki.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between Joseon and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two countries, can be used as examples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relation. This study pays atten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1898). The political event lea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Joseon, under the premises of protecting Chinese citizens and businessman, and of forming a bon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act of signing a treaty based on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with Joseon shows the endeavor of Emperor Guangxu, who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reform, and China’s rea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East Asia after the Triple Intervention (1895).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political event was the catalyst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Qing Dynasty diplomacy to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reme country and the Tributary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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