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1902-1912)是中國法制變革的關鍵時期，傳統觀念與歐西近代的法學思潮在此交會，衝擊激烈而壯觀。及至民國初期，政潮迭起，百政頹靡，舊的法律體制被摧毀了，而新的法制卻不完不備，面對如是殘缺的情境，過去民間大量運用作為重要依循的習慣，特別是在人民生活中佔有極大比例的民商事行為，一時之間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大理院自清未官制變革，以迄民初北洋政時期(1912-1928)，是全國最高司法審判機關；此其間，大理院院長有統一解釋法令必應處置之權，大理院有指揮、監督各級審判之權。在近代中國法制變革過程中，一直居於特殊的優越地位；尤其，大理院的判決例及解釋例，對於近代司法乃至民事立法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為了深入了解晚清變法修律以來，近代歐陸法觀念如何衝擊民間固有習慣？習慣在民國初年究竟與制定法之間有何關係？在審判實務上又居於何等地位？適逢個人所從事的《民初大理院司法檔案》的整編工作甫告一段落，乃趁著擁有稀罕的裁判史料之便，歷經時日，從大理院一七五七個民事判例全文中，爬羅剔提出具代表性的相關判決例凡三十案；希震從法史學的觀點，以該等判例為對象，就其中的運用實態加以全面觀察，以釐清其深刻的歷史與時代意義。而進入本題之先，回眸舊中國社會中的習俗與制定法的關係，並略述傳統裁判中的習慣態樣，是必要的；質次，也不可忽略的，習慣在清末民者，乃想藉助案例的運用實態，加以深入考察，並針對若干重要個案，擇要評述，期粉透過實證的驗徵，能全盤掌握習慣在民初如何被入司法 性法律，以明其對民國前後立法及司法的承續與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