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問題不僅是鮑曼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理論視域下關注的首要問題，而且也是鮑曼一生都在不斷思索與深化研究的主題。雖然鮑曼在其理論發展的不同階段關注的問題略有側重，但鮑曼在對知識分子問題研究中確立的規範立場與理論關懷貫穿於其研究的始終。理論界對於鮑曼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存在著以下三方面的缺陷：第一，缺少對鮑曼在分析知識分子問題時所運用的理論策略的足夠重視；第二，過於關注福柯對鮑曼分析知識/權力關係的影響，而忽視了二者間的理論差異，同時忽視了哈貝馬斯的影響；第三，過於關注立法者向闡釋者角色的歷時性轉變，而忽視了二者間的共存，忽視了鮑曼對闡釋者角色自身的批判性解釋及由此確立的規範性立場。針對目前的研究現狀，本文試圖凸顯鮑曼是如何從後結構主義與批判理論那裏吸收理論的靈感並創造性地進行自身的理論建構。換句話說，在知識/權力問題上，鮑曼是如何將福柯的微觀權力技術與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合法化問題結合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