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學者素來著重研究復古風氣，一般注目於宋徽宗至清乾隆時代，但其實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及玉器也有復古現象，只是近來才受到學者的關注，李零、羅森 (Jessica Rawson)、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都有文章詳細討論。 所謂復古藝術，羅森和李零認 應包含三種 (或帶連貫性的) 活動：其一考古，或曰古物學，包括對古物的發現、收藏和研究，是仿古的先天性條件；其二仿古/復古；其三變古，即在傳統上的再創造—李零所謂「失而復得，斷而復續」—是有意識的復興古典。因此區域性的文化滯後現象，比如安徽屯溪東周早期所製作的仿西周器物，不應列入復古藝術的範疇。或僅為埋葬而製作的復古明器，因考慮到明器對當時社會所產生的效應有限，也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本文就商周青銅器的各種不同傳世條件 (即仿古的先天條件)、春秋戰國復古背後的目標，並以方座簋為典型的復古器類，提出討論。 商周青銅禮器在入土或毀壞之前，往往存儲陳列於廟堂，在禮儀活動中展示使用。商代貴族的禮器通常留傳一代便隨主人埋葬。但考古發現的西周窖藏常包含不同時代鑄造的器物 (如陝西扶風莊白窖藏出土微氏家族數代鑄造的銅器，時代跨越約三百年)，顯示西周器物可能傳承數代，展陳於廟堂，晚期的工匠由此可以接觸到早期器物。東周後較少保存前代禮器，這從銘文提到將俘獲銅器熔毀重鑄即可說明。雖然如此，但仍有例子表明東周時期的工匠確曾目睹古物，證明當時具備復古的先天條件。如陝西韓城春秋早期墓葬出土銅卣，鳥紋帶有長而多刺的羽毛，與賽克勒醫生 (Dr Arthur M. Sackler) 所藏一組西周早期銅器 (方座簋、觥等)上的紋飾相似；又河南輝縣琉璃閣M60春秋墓出土一組六件方座簋，與陝西灃西馬王村窖藏一組四件衛簋酷似。除了零星的青銅器資料之外，山西侯馬鑄銅遺址也出土帶有典型商周風格紋飾的鑄銅陶模、範殘片，表示侯馬鑄銅工匠亦可能接觸到古物，而且刻意模仿，並於全盛期達到變古的標準，開創出晉國獨有的風格 (例如山西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的銅器)。 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復古藝術的興起，政治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青銅器自商代以來，即被視為地位及權力的標誌，並成為宗教禮儀的重器。西周初，青銅器上的銘文更具有紀念先祖榮耀及世代傳承的功能。平王東遷，王室衰微，仿製古器物興起，凸顯於以維護周皇室為旗號的霸主。一方面可能反映當時某些古代禮儀的復興，另方面或指出諸侯利用傳統禮制強調其遠古世系和舊貴族身份，從而與新興諸侯區別出來。晉國 (山西曲沃曲村) 和虢國 (河南三門峽) 墓地提供了仿古的早期證據，從器形 (方彜、尊、爵、觶等) 上看正是斷而復續，但從質量尺寸來看，則是專為陪葬而製作的明器。到了春秋晚期，仿古風氣才從明器轉為當時貴族的禮器，刻意選擇某些古典器形，或全面模仿，或加上當時流行的花紋，真正的復古由此開始。在復古的過程中，某幾類型青銅器特別受到重視，諸國的重點也不盡相同，其中方座簋具有特別的地位。或基於其在西周早期禮器組合中所佔份額及其銘文內容與周王室有緊密關係，其政權象徵和系族紀念性特別突出。利簋、天亡簋、簋，以至琉璃河M251、253、寶鷄紙坊頭伯墓、竹園溝M13出土方座簋，代表了這類器物在西周的地位。西周晚期後新興的器形 ( 、簠等)，逐漸代替了簋的功能，從而取代其地位。直至二百多年後的春秋晚期，方座簋又重新出現：山東臨沂齊國地區出土一組六件方座簋，具有標準西周外形和紋飾，象徵齊對周禮的堅持。輝縣琉璃閣M60墓出土的六件方座簋，則完全模仿西周灃西馬王村的衛簋。戰國初，黃河流域諸國 (韓、趙) 所使用的方座簋已顯時風，如山西長治汾水嶺M26一對造形小巧的方座簋、太原趙卿墓的豆形簋，表明在黃河流域諸國中傳統禮器的地位可能較弱，或他們重視的復古禮器是另一類型。 相對地長江流域的楚國及其附庸國，從春秋晚期開始一直用方座簋，如河南徐家嶺M10、安徽壽縣蔡申侯墓、湖北隨縣曾侯乙墓M1及M2出土成組方座簋，以及陳仁濤舊藏的楚惠王簋，這些方座簋說明楚王室及其貴族與其附庸國，對傳統周代禮制或其標誌禮器的敬重態度。戰國中、晚期楚墓如湖北棗陽九連墩M2、荊州天星觀M2、壽縣楚幽王墓出土的方座簋，其形制、紋飾以至質量雖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仍堅守原則，以方座簋為皇室貴族重器。其中精品更顯示出在古器形基礎上的再創造，達到變古的標準。 自平王東遷後，秦國崛起，其貴族雖曾以青銅禮器為新獲得權利地位的象徵，但在商鞅變法之後，傳統禮器式微，優質的兵器生產取代了禮器的製作。直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盡收天下兵器，鑄為十二銅人，作為他的權力象徵。 最後，玉器似乎沒有顯示如銅器般有意識的復古風氣。東周社會對古青銅禮器和古玉器的不同認識和不同角色的衡量，是值得繼續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