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嘗試以婦女與宗教互動的角度，貫穿十九世紀美國婦女史與近代基督新教 入華傳教史，來介析美國史家對十九世紀盛行於美國社會的純正婦女意識的意涵與研究心得 ，並探討是種婦女意識如何影響美國婦女選擇海外傳教工作做為她們個人終身的事業。在研 究的個案上，我使用位於美國德州奧斯丁市的美國聖公會全國檔案館、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圖書館、維吉尼亞州雅麗山卓市的聖公會神學院圖書館等有關聖公會所屬的中國差會的資料 ，來架構聖公會的個案，以凸顯婦女意識與傳教活動的關係。在研讀十九世紀聖公會的女傳 教士的書信檔案與相關男傳教士的資料過程，我個人以為這些女傳教士之所以會選擇到中國 來從事基督新教事業、是絕對與當時流行於美國的婦女意識和培育這種意識的宗教因素及社 會背景息息相關。在分析女傳教士在決定獻身到中國傳教的過程及她們在傳教工作上的遭遇 ，我又進一步提出本文的主要論點：既然女傳教士基於她們對純正婦女意識的認知有不同的 期待，她們在面對中國傳教區域所給予她們的挑戰時，反應亦不同。由她們為美聖公會中國 差會服務時的表現來看，每位婦女都有自己一套實踐正婦女意識的想法與作法。因此，根據 所收集的資料，我選擇了七位女傳教士，包括來華時是單身、已婚及在華工作時由單身變做 已婚的不同身份，來分析她們對婦女意識的理念、實現與調適。我歸納出女傳教士以三種不 同的類型來展現她們心目中的純正婦女意識。其中，駱麥莎和文莎娜屬於保守類型，費理雅 與孫瑪麗應視為激進類型，而文非比、鍾愛瑪和湯真愛則歸結為調和類型。我的結論是，不 論女傳教士表現出這三類型中的任何一種因應方式，她們在傳教活動上的作為都應視為美國 婦女對於十九世紀日漸工業化的美國社會所做的一種意識投射。她們的工作經由個人書信、 配偶的筆、工作報告及傳教雜誌與生活在美國國內的婦女、教會領袖、社會道德改革團體相 互輝映。在國內與國外兩股力量的激盪下，使得純正婦女意識成為十九世紀美國社會對婦女 角色定位的主流。是種意識不僅是繼續推動婦女獻身海外傳教，而且也充分加添美國文化中 的女性特質。本文的探討方式足以顯示基督新教在華的研究如果能配合美國研究相關的領域 ，可能會帶給作者與讀者不同的思考空間與關切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