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蘭克（Ranke）學派不但在歐洲獨領風騷，也對整個西方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蘭克學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仍然佔有主導地位。直至二次大戰之後，才有少數歷史學家嘗試著新的歷史研究模式，認真地考慮改變持續幾十年的傳統。到了六十年代，隨著比勒菲爾德（Bielefeld）學派的興起，西德史學界展現新的氣象，蘭克史學的影響逐漸式微，代之以「新社會史和新政治史」等不同的流派。二次大戰以後，德國開始全面重建，其中也包括對高等教育的改造。戰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不滿德國舊有大學的貴族習氣，因而推動建立新型大學，比勒菲爾德大學為其中之一。新型大學的創建，提供了學科改造所必需的條件。這是比勒菲爾德學派興起的基礎。此外，該學派的形成，還與德國史學本身的演變密切相連。這一演變開始於二次大戰之後，但改變的過程並不迅速，而是相當緩慢。從德國史學的變遷來看，席德（Theodor Schieder）和孔茲（Werner Conze）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們不僅培養了新一代的史學家，而且對舊史學作了從思想到方法上的改造。提倡社會史，又推崇史學理論研究的作法，是比勒菲爾德學派的標誌之一。他們所要追求的是一種「歷史的社會科學」（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比勒菲爾德學派的這種既強調歷史的數量化分析，又注意歷史理論的研究的特點，使其成為有別於法國年鑒學派和英美社會史家的一個有特色的新型歷史學流派。比勒菲爾德學派歷史學家濃烈的社會責任感也使他們有別於蘭克學派的傳統。比勒菲爾德學派在七十年代的西德史學界嶄露頭角，成為領導史學研究新潮流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