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為我國對日本的全面戰爭，亦為救亡圖存的民族戰爭。軍事政防與文化宣傳，重要性無分軒輊。本文所論，僅限於戰時的文化戰場。所謂「文化戰場」，其目標在藉著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傳媒等的力量，來鼓舞民心士氣，激發國人同仇敵愾的精神，凝聚全民的抗戰意志。無形中發揮了極大的效用。宣傳可分為政府所主導的和民間自動自發的兩大煩。前者由政府設立戰時的宣傳機構，製訂宣傳方針和政策；後者則由民間組成文藝、影劇、歌詠、美術等社團，從事演出、展覽，舉辦各類活動，籌設書店和出版社。大體說來，這些民間團體，尚能與政府互相配合，尤以抗戰初期為然。後來因為政黨間的明爭暗鬥，產生了不少矛盾衝突，便無法保持原先的和諧和單純了。 抗戰初期，抗戰歌曲普遍流行，尤以上海的歌詠活動，最為蓬勃。其後，重慶成為一新的音樂中心。很多音樂演奏團體，紛紛成立。作家及演劇隊則走向戰區前線及後方的城市、鄉村。街頭劇、朗誦詩，風行一時。文藝作家郁達夫、盛成等都到戰地勞軍，曾遠至台兒莊前線。戲劇方面，有「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之成立，電影方面，有「中電公司」和「中國電影製片廠」，所拍之片雖少，但附設之劇團，卻聞名遐邇。民營劇團紛紛組成，如兩後春筍。 政府所設之文化宣傳機構，最初為軍事委員會攻治部第三廳，大量容納左派人士，以表示國共合作。在宣傳工作上，雖不能說完全沒有貢獻，但負面的作用亦不少。其後政治部易長，另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此外，「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文協」，於民國27年3月，在漢口成立，後遷重慶，並在曲江、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地，成立分會。 「文工會」之設立，係用以容納第三廳人員，作為學術研究性團體，仍隸政治部，乃政府所採用之羈縻策略。然而該會既取得合法地位，便能依其方法與觀點，研究政經、哲學、歷史、法律各種學問，並從事文藝創作，日久漸有尾大不掉之勢，至34年3月底，政府以「機構重複」為由，予以解散。 「文化運動委員會」簡稱「文運會」，屬於中央宣傳部，係民國30年2月7日成立，張道藩為主任委員。其重要任務為聯繫全國藝文界人才，展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及宣佈明確的文藝政策。其對手即為「文工會」。對之採取既聯合又對抗、既競爭又懷柔的策略。出版「文化先鋒」和「文藝先鋒」兩種定期刊物，從事宣傳工作，但因條件的不足和環境的困難，成績不如理想。 陪都重慶和文化城桂林，是文化戰場的大後方，重慶不僅為戰時陪都所在，也是文化宣傳的中心。桂林由於形勢的重要和交通的便利，逐漸形成人文薈萃的文化城。兩城的共同處，便是話劇的蓬勃發展，和出版（包括報紙、書籍和期刊）事業之發皇。話劇是動的，可以鼓舞民心士氣，出版事業則是靜的，藉文字的傳播，其力量無遠弗屆。一般稱文藝工作者為「筆隊伍」，而戰時文化戰場上的主力軍，卻不僅限於筆隊伍，而是集合文學界、藝術界、音樂界、戲劇界、新聞界的精英，組成一支強大的混合兵種，擔任宣傳和攻心的防務，這些文化戰士的努力，確實有甚不可抹煞的貢獻。 七七抗戰迄今，恰為六十週年。雖物換星移，往事成塵，然而言一段歷史，無論其中如何錯綜複雜，總已穿過時光隧道，凝聚為民族共同的記憶。爰為此蕪文，以記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