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複製與生殖技術對生物關係之干預，的確對重視血緣親情的儒家倫理學造成衝擊。然而，當我們認清儒家倫理學重心仍在「仁義內在」的基礎上時，則以孝弟為代表的儒家倫理學，其所受生命科學之衝擊，便不如想像中這般強烈。此中，無論是對命感的體會，對五倫的理解，以及對血緣親情的類比原則，皆仍可維持，而僅需納入內容加以回應即可。當然，這樣的說明只是抽象之理的說明，進一步的內容，就必須納入實存的情境與舉例加以討論了。最後，筆者仍願重申對血緣親情的重視與珍惜，因為其畢竟有其生物學、情感及宗教上之意義，而非可由理性完全加以解決或取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