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人類學經歷了一次重要的學科范式轉向,田野工作成為現代人類學與古典人類學的重要區分標準。本文以詹姆斯·弗雷澤和鮑德溫·斯賓塞之間的通信及后者的田野日記為主要研究材料,考察了二人在現代人類學田野方法論創建過程中的歷史性貢獻。弗雷澤自己沒有進行過人類學田野調查,但他和斯賓塞在通信討論過程中發展出田野工作的基本觀念;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斯賓塞在長期的人類學探險活動中已經實質性地展開了具有現代人類學特征的田野工作。弗雷澤和斯賓塞對于人類學方法論的貢獻展現出那個時代"搖椅人類學家"更加豐富的研究取向,也為當代中國人類學方法論自覺的形成提供了具體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