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新詩歌謠化運動中,歌謠小調的音響結構與節奏模式被視為"大眾化"的左翼詩歌創作的形式模范。左翼詩學理論與詩歌文本顯示,左翼詩歌對歌謠音響節奏的承襲,是一種主動地爭奪身體記憶、塑造大眾的身體感知的嘗試。因此,歌謠化新詩對其讀者/聽眾所進行的革命動員,不僅指向他們的思想意識,更致力于召喚一個集體的、感官的革命主體及其身體性共鳴。這一過程不僅激發了各種詩歌形式的實驗及其對應的評價體系,同時也伴隨著持續的自我批評與焦慮,并成為伴隨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始終的"民族形式"問題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