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酒誥》中,酒開始與王道必然性相連,被賦予了天命性質。酒禁忌的出現,意味著酒在政權更替中的負面作用第一次被凸顯出來。其形成既有歷史原因,也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殷商諸王正身敬法,不憚酒色,至紂王因縱酒荒淫而致政息國滅,留下千古罵名。殷王成德皆不崇飲與紂王沉湎于酒而引起人神共憤,形成鮮明對比,也引起后世反思。出于意識形態管理考慮,周公把殷滅周興歸因于對酒禁忌的違與遵,奉勸康叔不用"水監"而代之以"民監"。最終,君王為政當以民心為檢驗成敗得失的標準,構成了以儒家為中心的王權合法性理論的民意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