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制詩》是見證了明朝與朝鮮詩賦外交整體進程的特殊文本,在不同語境的不同閱讀方式下,其文本形態與文本闡釋也發生了相應變化,承載不同的政治、文化使命。明太祖與朝鮮太宗、世宗的和平外交理念以及權近的儒臣情懷共同成就了《應制詩》的刊板。天順四年張寧使朝時,《應制詩》外交地位的新變,直接促成了《應制詩》增注本的出現。嘉靖以后,朝鮮又借道明使為《應制詩》進行題詠,以對因《皇明祖訓》中的誤記而起的朝鮮方面的宗系辨誣施以助力,這表明,受明末東亞政局變化的影響,明使筆下的《應制詩》闡繹也出現了新的視角與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