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理學家之史和史家之史作了區分,指出:理學家之史以義理為最高價值,史家之史或兼考慮成敗價值;理學家之史主張以義理衡評歷史,史家之史重視以"勢"之方法理解和詮釋歷史。從學術淵源看,范祖禹受到史家司馬光和理學家二程的雙重影響,這大體上造就了范祖禹《唐鑒》的過渡性品格。從文本內涵看,范祖禹之《唐鑒》雖確立義理為其評論歷史的方法與最高價值準則,但表現出的義理水準又頗有不足,雖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史家以勢觀史的方法論,但又未能較好貫徹。《唐鑒》的誕生,體現了理學對史學的滲透,及從史家之史到理學家之史的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