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小說界革命",為胡適對古代小說的系列考證提供了文化大語境;胡適在《新青年》上所刊的詩文及其與亞東圖書館的因緣關系,開啟了汪原放對古代白話小說的標點、分段和出版歷程,而胡適在推進"國語"和"新標點"使用于學校教育方面的努力,使得新標點的《水滸傳》《紅樓夢》等小說如虎添翼,全面進入青年學生的閱讀視野;胡適附刊于亞東版小說的《紅樓夢考證》,也藉此深入人心,其所建立的古代小說研究的新范式,引導并支配了《紅樓夢》一百年來閱讀方式與研究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