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康有為的孔教改革理念及實踐,影響了韓國儒者李炳憲,波及韓國。康有為立足于"教"字"上施下效"之本義,在先覺覺后覺的一致性上溝通中西,又憑借"三世"說,重建了儒教倫理法則和社會制度的普遍適用性。李氏受此感染,千里拜師。他承襲康有為及《孔教會雜志》之論議,發揮出儒教復原諸學說。促生制度化的傳播與實踐方式本是康有為革新儒教的正題,共和肇建后,他加強了孔教論述的抵抗性和悲情化,要挾說亡教就會亡國。李炳憲冀望以保存國魂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卻又必須傾力論證孔教乃韓國魂。建立孔教之論跨越中韓,漸次展開。此次跨國儒教改革實踐的特征是民立文廟、尊圣與尊祖并行。李炳憲用"教會式儒教"來為之命名,并以此對決"鄉校式儒教"。此命名在定義中國民初孔教運動時并不十分準確,卻呈現了李炳憲自身遭逢的困境。雙方取向的差異,反映了歷來有別的儒學徑路,折射出彼時兩國激烈震蕩的社會、政治環境。其共鳴與合作,則體現了儒教文明作為一個整體,回應西洋近代文明挑戰的一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