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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俄國的儒學研究
作者:洪偉星
校院名稱:國立東華大學
系所名稱:中國語文學系
指導教授:劉慧珍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21
主題關鍵詞:俄國儒學儒學俄國儒學研究漢學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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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論述了俄國儒學及儒學研究的概況。
俄國儒學是俄國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十八世紀開始,俄國漢學醞釀了十九世紀的俄國儒學,經歷了帝俄時期,蘇俄時期以及當代俄國。
十八世紀俄國國勢日漸強大,經過彼得一世改革後,中國文化熱潮由歐洲傳入俄國。恰克圖條約簽訂後,俄、中雙方的文化交流有了法律保障,滿清三次派遣使臣前往俄國,均給俄國帶去正面的形象,使得俄國主動與滿清建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交流,促成了十八世紀俄國漢學產生。通過十八世紀俄國不斷地收集漢籍圖書,以及進行字典、詞典的編撰,尤其是漢學的引進和儒學典籍翻譯,十九世紀俄國儒學產生條件得以具備。十九世紀俄國儒學發展成果豐碩。出現了比丘林、王西里等等著名漢學家;十九世紀俄國儒學日漸成熟,充滿俄羅斯民族的詮釋與理解,對比東亞儒學,俄國儒學與東亞儒學有截然不同的屬性:即主動的開展儒學,但始終在文化上保持第三者審視的態度,儒學並沒有成為俄國民眾的生活與倫理哲學。
二十世紀的蘇俄儒學具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問題,革命主題超過了儒學本身,儒學研究的興衰受制於中蘇關係的親疏。當代俄國的儒學回歸學術,儒學在俄國又重新興起,形成了幾個著名的儒學研究中心。
本文針對俄國儒學研究相關材料,以漢學研究方法,從目錄搜集、整理、文獻調查與統計,就十八世紀俄國漢學、十九世紀到當代的俄國儒學(包括儒學研究)進行探討,論述俄國儒學發展的基源問題,運用斷代研究、問題研究等學術史研究方法,對俄國儒學的興起、傳播、接受以及重要儒學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力圖呈現俄國儒學的完整面貌。
本文總結俄國儒學的特點及價值如下:首先,俄國儒學的特色是從東方學到儒學,以俄國東正教背景研究儒學,並排斥歐洲中心論。其次,俄國儒學藉助漢語、蒙語、滿語、拉丁語等多種東西方語言。第三,具有獨特的傳教團背景,且具有政治屬性。
本文通過對俄國儒學的研究,梳理出俄國儒學及其研究的進程:第一、初期不懂漢語,透過蒙、滿等多種語言,從東方學、漢學開始再深入到儒學。因此,首要的問題是語法的研究和字典、詞典的編撰等,同時進行文獻收集和翻譯。第二,俄國儒學受東正教主導,並有意識地選擇研究對象。第三、俄國儒學家多以理論研究,大多數缺少實地考察的經驗,即便如比丘林在北京長期的生活和深入到北京的各個階層,也僅僅停留在首都。第四、俄國儒學受俄中國際關係的影響,無論是帝俄時期還是蘇俄時期,俄國儒學與孔子的地位一同成為政治的風向標。
本文以研究者的視角對俄國儒學進行研究,屬於後設研究的範疇,同時俄國儒學也是范比較文化的範疇,期望通過俄國儒學這一它山之石可以起到對儒學的自我審視和新的思考。
This study presents a narrative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Studies in Russia.
Russian Confucianism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Russian Sinology. Since the 18th century, Russian Sinology has been fostering the growth of 19th century Russian Confucianism, extending from imperial Russia to the Soviet period, and lasting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day.
Russian state power became significant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particularly following 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Chinese culture took root in Russia via Europe. Following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of Kyakhta,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had a legal basis, and the Manchurian Qing Dynasty trice dispatched embassies to Russia, leaving a lasting positive impression. The Russian state actively sought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s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 leading to the foundations of Russian Sinology. Throughout the 18th century, the Russian state continuously absorbed Chinese publications and edited lexicons and dictionary. The introduction of Sinology and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ist canon created a considerably fertile environment for Russian Confucianism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results were indeed impressive. Important sinologists include Bichurin and Vasilyev. By the 19th century, Russ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ist canon had already demonstrated a distinct character compared to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However, their active engagement was positioned from afar as a third party perspective, and Confucianism did not seep into the Russian public's psyche or ethics.
The Soviet Un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a socialist ideology-led approach that focused much more on revolutionary themes than Confucianist questions. Confucianist studies were also subject to the uncertainties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Modern Russian Confucianism was more directed towards pure academic questions, which led to a revival in Russia and a few well-known Confucianist studies cent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materials associated with Confucianist studies in Russia, approaching the field with primarily a Sinologist's tool kit such as surveys of bibliographical entries, sorti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in order to discuss 18th century Russian Sinology and Russian Confucianism (including Confucianist studies)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he nar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is focused on fundamentals, using period-based research and question-formation methods to delineate the rise, dissemination, reception,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Confucianist studies and Confucianist scholars. The result is a holistic presentation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This study's conclusion on Russian Confucianism's peculiar aspects and values are given as follows. First, Russian Confucianism comprises orientalist studies to Confucianism with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the background and is fundamentally non-Eurocentric. Secondly, Russian Confucianism requires knowledge in Chinese, Mongolian, Manchurian, and Latin, which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its missionary roots and political component.
This study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identifies several strands of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and its associated studies. First, the tradition began with no knowledge of Chinese, and the primary language of study was Mongolian and Manchurian; the pathway was also first Orientalist studies and Sinology before making inroads with Confucianism itself. Therefore, the critical issue is syntax, lexicon, and dictionary availability, followed by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Second, Russian Confucianism is led by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which consciously selects specific study subjects. Third, Russian Confucianists are more theory-based, with little field survey experience. Although Bichurin stayed in Beijing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and attempted to penetrate different social hierarchies, his experience remained exclusively limited to the imperial capital. Four, Russian Confucianism is subject to the impact of Russian-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 imperial period or the Soviet period, Russian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us himself were treated as political weather vanes.
This author hopes that the present study will be able to engage in Russian Confucianism with a meta-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treat Russian Confucianism as structurally a matter of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n Russian Confucianism may provide a viable means of self-reflection that leads to new ways of thinking in Confucianis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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