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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有土斯有權:戰後台灣的土地徵收與政治生存
作者:傅偉哲
作者(外文):Fu, Wei-Che
校院名稱:國立清華大學
系所名稱:社會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瑞樺
林宗弘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22
主題關鍵詞:土地徵收民主轉型政治生存國家生存Land ExpropriationDemocratic TransitionPolitical SurvivalState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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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家以公權力徵收土地不僅影響公民權利、大規模土地政策更是政治經濟史上的重要事件,經常引起社會抗爭,台灣也不例外。有別於台灣社會科學文獻強調發展國家的官僚理性,或是金權政治的政商聯盟邏輯,本文認為執政菁英的政治生存邏輯,是解釋戰後台灣土地徵收規模與趨勢變化主要原因。本文假設:戰後台灣的執政菁英,將土地徵收政策作為提升政治生存的工具;土地徵收政策具有資源重分配效果,有助執政者在面臨政治危機時,透過不同社會階級聯盟擴大政治支持、鞏固他們的政權。執政菁英面臨政治生存的風險提升時,大規模土地徵收政策越可能發生。因而,戰後台灣大規模土地徵收普遍發生在執政菁英政權輪替之際;其次,政治風險也形塑當代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簡言之,執政菁英會採用減少地主抵抗行為帶來政治風險的徵收制度。最後,到民主轉型之後,土地徵收政策能有效提升發動者的選舉得票率。
  本文主要使用量化研究方法、輔以深度訪談來驗證前述觀點。根據政治生存邏輯的推論,本文有三大發現:第一,在1953-2018年的全國政府徵地時間序列模型中發現,在中央政權輪替之際,政權繼承者更常發動大規模土地徵收政策,。第二,在1990-2015年的縣市層級數據分析則發現,民主化後「抵價地式區段徵收」的使用率不減反增,都市發展越快的地方、該制度使用率則越高;從地方政府的訪談資料中進一步佐證,隨著政治體制的轉型,抵價地式區段徵收制度確實能減少地主抗爭,且為政府創造公共建設財源,因而普遍性地被使用。第三,在1993-2015年的縣市層級土地開發與地方首長選舉統計模型發現:縣市政府實施土地開發的規模,有助首長下次選舉得票的增長。實證模型也發現:藍綠執政者社會支持基礎不同,造成不同的土地開發偏好。
政治菁英的理性選擇觀點能夠解釋戰後台灣土地徵收的動機、徵地規模,及對土地徵收制度的影響,但也有其限制。例如:晚近台灣資本由中國回流導致房價飆漲,引發民眾反彈的非預期性後果。執政菁英的政治理性政策,受到全球地緣政治外部因素的制約,因而,執政菁英只能進行「有限理性」的決策,外部衝擊、公民社會的抵抗與土地正義的呼籲,仍然會影響徵地政策的起伏與後果。
The study answered why the contentious land expropriation happened regularly in democratic Taiwan.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literature focusing on state bureaucracy and money politics, this study argued that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was the main reason to explain the land expropriation being implemented contentiously. I assumed that Taiwan’s political elite after WWII used land expropriation as a strategy to improve their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survival and that when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face political insecurity, the massive land expropriation was more likely to be implemented. Because land expropriation usually brings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dramatically, the political elite can win political support during the policy process. In other words, the massive land expropriation would be launched during regime transitions, and land expropriation could raise the vote number of the political elite who launched them.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also shaped the institution of land expropriation.
I use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to support the above arguments, and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with the county-level datasets from 1953 to 2018, I found the massive land expropriation that did happen in the early period when the political elites came into office. It meant that political insecurity was the exact reason for the political elite to launch land expropriation policies across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regimes after WWII. Second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om 1990- 2015, I found that the mechanism of ‘zone expropriation’ was pervasively implemented afte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the fast the counties where urban areas expanded, the more pervasive the expropriation was implemented. The interviews with local officials also supported this empirical finding. Finally, the more land expropriation was implemented, the more consolidated the political elites’ political survival was. The finding was based on statistical tests from 1993 to 2015. And it suggested that both two major political camps in Taiwan (pan-blue and pan-green) could indeed win the vote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land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while the study is dedicated to the new explanations of land expropri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here are still limits to its explanations. For instance, it could not envision the unexpected economic outcomes of l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such as the inflation of housing prices due to the rollback of capital from China in the recent days.
中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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