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逸行為歷來被定義為是與「出仕」行為相對立的層面。 東漢光武為表彰氣節，移易天下勸進新莽時的諂媚風俗，而徵辟高節、隱逸之士，造成了東漢朝廷尊崇隱逸，表彰氣節之始。於《史記》、《漢書》均對隱士極為推崇，而《後漢書》更始為之列傳，強調「性分所至」的觀點，更是可反映出其時對隱逸之士特有的時代關懷與價值。 本文擬就自《後漢書》及其時文獻開始，至《晉書》、《宋書》等史家對於史傳中隱逸人物的態度，並探討其時隱逸人物的心態與動機之所呈顯。並企圖建構一脈絡—從「不仕之士」的「退隱」思想、發展到范曄〈逸民傳序〉所表彰的「個人性分」實現，乃至於西晉末年、東晉草創—南朝肇始，風流一時的「心隱」(或云朝隱、市隱)思想與「無君」之說。筆者試圖以隱逸思想發展之脈絡為據，略窺東漢迄南朝初年的嬗變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