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權締造後，為了防範北方強敵女真及蒙古的侵犯，在江、准、四川地區駐防重兵。相對的，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及湖南等非邊防要地，則守備顯得薄弱，而這五路又屬茶、鹽產銷及民族關係複雜的地區，由於社會經濟及民族矛盾，容易釀成衝突，爆發變亂。變亂分子對環境的熟悉，易於發揮游擊作戰的優勢，每使正規軍陷入苦戰。 宋廷為了避免地區的變亂，影響社會治安及財政收入，乃利用地方武力，組成地方軍隊，先後在廣東成立摧鋒軍、福建成立左翼軍、湖南成立飛虎軍，藉以維護地方治安，發揮因時因地制宜的機動性。 這些地方軍成立時，在宋廷的規劃下，建立了二元的指揮系統。在宋廷的指揮調度下，既能發揮機動的作戰能力，又可避免軍隊私人化及地區化的危險，這是南宋朝廷在因應內外衝擊下，對北宋以來一直奉行的強幹弱枝的政策，所進行的局部修正。在這種體制運作下，三種地方軍在境內平亂或境外禦侮都曾締造卓越的戰果，對維護東南地區的安定及延長宋祚均有積極的貢獻。 到南宋晚期，宋蒙衝突以來，政局變動激烈，這三支地方軍在不同情境、不同領導下，對應付環境的變遷各有不同的選擇，造成不同的結果。這一遭遇，對我們瞭解宋元戰爭乃至政權交替之際，地方勢力的走向極有助益，而其背景及結果如何，則是本論文擬進一步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