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在探討一九三○年代重農思想的抬頭及其意義。首先說明，新代以來 ，中國為追求富強而提倡工業化的聲浪一直響徹雲霄。但一九三○年代前期，「立國之大本 歸於農」的觀點卻重新受到高度的重視。當時的專家學者認識到了全國經濟的不平均發展， 他們認為通商口岸不過海中之一粟，其繁榮仍須取決於內地的生產力。所以，重農說的抬頭 凸顯了內陸開發的重要性。其次，重農說的抬頭也說明了社會有機說的普遍流行。它強調城 鄉各部為整體社會相互依存之部分，並非互不相關的雜湊組合。所以，在整個獨立有組織的 國家中，他們認為有社會大我的存在，為個人效忠的對象。且超越了個人。個人係因社會大 我而存在，不能獨自以謀生存。所以重農說的抬頭也顯示了一種尋求集體認同的渴望。最後 ，本文試圖說明重農說的抬頭是基於農業是工商業發展的基礎此一理性的考慮，與梁漱溟所 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重農說迥不相同。他們並不是反都市化、反工業化的，他們也不認為 傳統文化的保留須與農村社會的形式合併思考。他們保留了純粹工業化的現代化道路是基於 過度性的、階段性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