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居延牘506.7的重新釋讀談起，首先希望指出這枚牘的語言格式和抄寫形式，都和《為吏之道》這類作品有異，應非教材，而較近於《說苑‧臣術》這類抄輯的吏道格言集。
其次，《為吏之道》和《為吏治官及黔首》應非以識字為目的而編寫的教材，它主要為道德說教，應是精神教育的教材，雖然《為吏之道》也有若干部分比較像是供識字之用。
最後，略為收集了居延和敦煌出土的儒經和兵書殘簡，勾勒西漢中晚期以降，漢代基層員吏精神素養的某些側面。這些殘簡甚少，是否曾取代《為吏之道》之類作為精神教育的教材，目前不敢說，但可反映基層員吏的部分素養，則可斷言。王莽時曾以能誦《孝經》著錄官簿，王莽之後，是否仍然如此？不可考。居延和敦煌邊塞迄今未出《孝經》殘簡。此外，居延和敦煌殘簡還有不少是諸子或《吏》篇這一類典籍的殘文，也有不少時日吉凶等方面的，都和素養有關。更完整的討論，有待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