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立停科舉后,保留了優拔考試作為善后之策。按照設計,浙江在提學使支恒榮主持下,先后于丙午年(1906)舉辦了優貢考試、己酉年(1909)舉行了優拔考試。這兩科考試吸引了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參加,造成很多弊病,更引發科舉復歸的爭議,遭致時人與時論的諸多批評。當時認為續行的優拔考試實際是"不科舉之科舉",起到了強化時人的功名意識與科舉崇拜的作用。因此,討論廢除科舉制的社會效果與后續影響等問題,有必要從制度史與社會史結合的層面,將優拔考試等清廷采取的后續補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慮在內,并注意從歷史記憶塑造的角度,結合其時與考優拔諸人的言行、學部和提學使的具體作為,來重新檢視傳媒、當事者及清亡后時人的后設反思,乃至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于再現和重構清末科舉停廢一事中存在的差異與盲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