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如同其他當代新儒家一樣，致力於對傳統儒學的信念作思辨性、合理性的詮釋。他所努力的工作之一是，如何在「人性本善論」（亦即，「人性已至善完滿的心體論」）之前提下，合理地解釋道德惡的來源。換言之，要解釋「人既性善何以現惡」的問題。本文先客觀地探討唐君毅哲學的動機、性質與方法。接著將他對於「精神因素、自然因素、文化因素作為道德惡源」的看法，整理出一個清晰明確的理論架構來，並探討他對於「此三項作為道德惡源的因素彼此關係」的看法。以上是本文第二至五章所從事的工作。從第六至九章，我們對唐君毅的道德惡源論，進行內在批判與外在批判。我們指出，他無論以精神因素或自然因素為根本道德惡源（亦即，道德惡的主因），都會遇到種種無法解決的嚴重難題，並且都會與其「人性已至善完滿的心體論」相違。至於其文化因素之道德惡源論，亦同樣遇到無法解決的嚴重難題，並與其「人性已至善完滿的心體論」相違。我們發現唐君毅的道德惡源論，缺乏懷德海所言－個體系所應具的四條件──融貫性、邏輯性、應用性、充分性──其中的第一、二、四項條件。因此，唐君毅想要在「人性已至善完滿的心體論」前提下解釋道德惡源之努力，可說是失敗了。我們認為，當代新儒家們應該摒棄來自真常系佛教「真常心」之說的影響，放棄「人性本善論」（亦即，
「人性已至善完滿的心體論」），回歸到先秦儒家的真精神──「人
性向善論」，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地解釋道德惡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