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Sir Miles Lampson)在南京向
國民政府呈遞到任國書，這是中英關係極具象徵意義的重要轉折．此後國
民政府與英國從劍拔弩張的尖銳對立關係漸漸的調整適應．國民政府對外
雖然仍倡「革命外交」的口號，但是北伐之後百廢待舉，南京欲從事於國
家建設亟需外來的奧援，國民政府當考慮到激進的「革命外交」徒然製造
中外的緊張關係，所以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已經放棄了廣州武漢
時期的脅迫式手段；英國對於中國在政治上展現統一之後的商機因存有相
當的期許，於是有所謂的「藍浦生政策」，企圖用以消弭國民政府在北伐
時期對英國的敵視．國民政府與英國之間遂以談判的方式，釐清了北伐期
間的一些糾葛．在九一八事變之前，雙方主要的攻守在於冗長持久的治外
法權談判．九一八事變使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變貌，在日本的侵略下
，中國的對外關係勢必有所調整．為從事於內部的統一和建設，國民政府
欲藉國聯及國際關係阻擋日本侵略的腳步．時西方國家以英、美兩國和中
國的關係較為密切，而日本的侵華又以英國所受的衝擊最大．以一九三一
年為例，外人在華商業投資仍以英國居首位，其比重超過日本和美國(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p.85)．但是基於歷史
的記憶與維護在華利益等多重考量，英國在九一八事變中對中國的責難甚
過於日本，這是中國在國聯控訴日本侵略備受挫折的主因．蘆溝橋事變後
，英國為遠東利益計，力阻中日兩國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但隨著布魯塞爾
會議的草草結束，國際間調停中日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及上海陷日
之後，英國對於日本可以說是忍氣吞聲．英國政客殆以為透過外交上的合
縱連橫可以化解遠東的危機，致不輕言放棄和平調解；為自身利益計，英
國甚至企圖與日本就中國相關問題作局部性的妥協．英國雖表同情於中國
，但並未有積極的援華行動，在國際孤立與姑息主義的氣氛中，中國的抗
日戰爭唯有自力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