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在「解放思想」的號召下，逐
漸開始了「思想的解放」；其標誌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宣示的－「全
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
個決定，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也透露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正面臨
著歷史性轉折的訊息。八○年代，在反對「左」傾、清除文革遺害、是「
放」不是「收」的思想指導下，改革運動於八四年和八七年兩度攀上高峰
。在理論上，中共認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
力」；但實際上，對「一大二公三純」這類生產關係的留戀依舊存在。結
果是反「左」卻擔心向右傾斜，反右更顧慮「左」傾僵化；「指導思想」
的分歧，直接證明而明顯地頓挫了改革開放的勢頭。九○年前後，世界社
會主義運動陷於低潮，中共在戒慎恐懼之際，一方面雖然繼續強調「基本
路線一百年不動搖」，「要緊緊扭住『一個中心』不放」；另一放面也由
於「六．四」的震憾與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衝擊，使其內部原先就相互
指責對方為右傾（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左傾（馬列主義教條化）之間的對
立更加尖銳，導致「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的聲音再度出現，甚至還有人極
力主張應當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來取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種
情況，說明了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仍然面臨著左右兩難的解構性危機。
危機的表象之一，是領導集體的重組，在不到三年（一九八七年一月初－
一九八九年六月底）的時間裡，連續撤換了兩個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
）；危機的實質，則是改革開放「指導思想」的不確定狀態。長久以來，
研究者在習慣性地以「左」、「右」概念作為論證工具時，卻並不考究概
念本身的確切含義，以致眾說紛云，莫衷一是。本文的理論旨趣，主要是
探討中共改革開放「有『左』、反『右』、有右反左」的指導思想是如何
形成的；在觀察和描述其變遷軌跡與面臨挑戰的同時，除了力求準確地界
定「左」、「右」概念外，並將之歸納為若干「建構類型」（
constructed typology），進而嘗試建立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具體指
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