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吶鷗身為一個日本新式教育下成長的中文作家,必然具有與先前的漢文世代,同輩的日文作家,乃至上海的文友們不同的人生風景。以劉吶鷗日後行過的崎嶇之路,可以照見殖民地下台灣知識分子的特殊命運。
劉吶鷗的新感覺派小說所述及的都市主題,並不能僅僅當作孤立的文學創作,即認為這是作家埋首案頭的謬思,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待劉氏及其文學,或許將停留在文本表象的文字追逐,而忽略隱藏在文本深層、具有時代意義的現實性。本論文除了小說討論,也將劉吶鷗的日記、來往密切的友人松崎啟次回憶劉吶鷗的文字做為論述重點,以期能夠稍稍貼近小說文字與殖民地時代的裂隙。
如果說劉吶鷗的新感覺派小說被視為遠離當下社會的文學表演,並表現一種欠缺立場的態度。那麼他寫作路線向現實挪移的現象,雖仍與台灣疏離,卻未嘗不是對左翼浪潮的回應與現實意識的思索。我們在劉吶鷗的寫實書寫中,看到他筆下生活在都市底層的邊緣人、兼有被殖民者與殖民者身份的多重外地與他者角色的競演。
此外,劉吶鷗留下了為數眾多的電影著作,我們可以由這些珍貴的資料掌握他在電影領域深耕的成果,並從而理解劉吶鷗主張的「軟性電影」的脈絡與實踐,具備什麼樣的時代因素。本論文也涉及電影劇本《永遠的微笑》,試圖透過愛情故事和道德教誨的雙重視角,探析此劇折射的中國社會變貌,以及躲藏在字裡行間與螢光幕背後的台灣青年心思。
同時,我們試圖由劉吶鷗在中國、台灣文學史中被遺忘、建構與再建構的過程中,釐清文學典律的變化和需求,對作家產生的評價落差,並重估劉吶鷗的新感覺文學之於中國、之於台灣的多重意義。同時我們認為,劉吶鷗與本土性未必能以對立的思考框架來處理,劉吶鷗其人其文的文學史意義應該擺在一個更具擴充性、包容力的本土脈絡之中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