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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以批判論述分析法比較1963年與2012年之高中護理教科書
作者:覃毅貞
作者(外文):I-Chen Chin
校院名稱:國立東華大學
系所名稱: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指導教授:王采薇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7
主題關鍵詞:高中健康與護理批判論述分析衛生教育教科書教材課本high schoolnursing and health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health educationtextbookschool booklearn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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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Fairclough之批判論述分析法為分析基礎,比較1963年與2012年高中護理教科書之語言特徵,藉此瞭解護理課程自從2006年(九十五學年度)起,脫離軍訓獨立設科成為「健康與護理」之後,是否已經完全擺脫舊有生物醫學論述的影響,或者仍處於變遷階段?護理教科書的內容究竟改變什麼,又有哪些保持未變?本研究嘗試透過上述問題的解答,推動護理教科書的論述秩序重組,同時揭露護理教科書特定論述隱藏的規訓力量。
研究結果發現:1963年版護理教科書之論述秩序完全由生物醫學論述主導,2012年版護理教科書則是由生物醫學論述與個人取向之健康促進論述交互拼貼而成。由於論述秩序尚在過渡階段,導致2012年版護理教科書受到健康促進論述的基本理念滲透,出現異於1963年版護理教科書的不同風貌,但仍有某些穩定不變的部分未曾更改。其中四項明顯改變之特徵:(一)原本被置放於文本世界之外的讀者,開始參與文本中的各種事件,掌握改變世界的關鍵能力;(二)單向溝通轉為雙向溝通,行為義務卻趨向極端,交流關係更顯複雜;(三)文本生產者的主體位置位移,相對於讀者的社會角色,兩者由同位者對同位者,轉為上位者對下位者;(四)女性的自我發展與自我決定機會仍舊受限,只是轉換形式,由早期明目張膽的勞力剝削轉移到近期隱而不顯的審美暴力。另外,對照1963年版護理教科書,2012年版護理教科書還保有三項明顯未變之特徵:(一)在論述秩序的支配之下,徹底排除非生物醫學論述與非健康促進論述的其他醫學論述,我國在地族群的各種聲音始終不曾出現;(二)文本生產者始終扮演知者的角色,企圖改變無知讀者的行為,衛生教育的傳統模式未曾動搖;(三)除了不放棄對女性的支配以及隱匿在地族群的各種聲音之外,患者始終被迫扮演對自己所處情境無能為力的角色。
本研究據此指出社會脈絡對護理教科書的限制與型塑力量,分別包括:(一)來自西方世界的醫學論述,透過醫療制度的建立,在日本殖民時期佔據支配地位,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加上美國方面的積極援助,徹底排除原本存於本土社會的醫療實踐,晉升為我國護理教科書唯一合法論述,彰顯出政治力介入下的無可奈何;(二)隨著國際政治環境的變遷,雖然我國表面上已經擺脫美方的各種支配,但是長期依賴美方的學術供應後,護理教科書似乎出現自願屈從的樣貌,持續引用來自美國的個人取向健康促進論述傳遞美式文化;(三)隨著民主化社會的持續發展,健康促進論述的興起,衛生教育由上而下的傳統模式面臨挑戰。雖然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培力模式,透過參與學習的雙向溝通,開始滲入護理教科書的語言特徵,但是僅止於語言特徵的表面滲透,健康促進論述的培力理念無法真正落實。研究者據此指出未來護理教科書發展論述的另一種可能方向,也就是落實培力理念,發展以學生為本的健康知識,如此或有可能結合中西方醫學,發展出扎根於我國社會的健康論述。
The nursing curriculum in high school has changed since 2006 when the subject of “Health and Nursing” was independent from Military Training.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discourses inherent in nursing textbook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1963 edition and the 2012 edition since analysis of discourses could illuminate the power of discipline hidden behind them. The material was analyzed by mean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which based on Fairclough’s approach.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e biomedical discourse in 1963 edition, and the health promotion combined with the biomedical discourse in 2012 edition. Because the order of discourse was different, there were four distinct changes between them: (a) the reader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events which described by textbooks; (b) one-way communication had been replaced by two-way communication; (c) the author moved from the inferior position in 1963 edition to the superior position in 2012 edition; (d) women’s self-development and self-determination opportunities were still restricted, and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early textbook had shifted toward aesthetic violence in recent textbook. But there were three unchanged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extbooks: (a) the non-biomedical and non-health promotion discourses had been completely excluded, the voices of Taiwan’s ethnic groups never being heard; (b) the author always played the role of “the knower”, trying to change the behavior of the ignorant reader, and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health education remained the same; (c) the patient was always forced to play the role of helpless,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native group and patient remained the same.
According to those results, the researcher pointed out three forces shaping nursing textbooks: (a) the political power forcibly interfered with the formulation of medical discourse; (b) the native intellectual voluntarily obeyed medical discourses from western world; (c) tradition-model of health education was challenged in democratic society. Finally,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developing the student-centered health knowledge, which combined western medical discourse with local voices that root in Taiwan society, was another possible direction of discourse development in nursing textbooks in the future.
壹、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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