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學的觀點而言，人類在半世紀內，發現、製造並廣泛使用抗生素及疫苗，科技之進展與應用改善了環境衛生並促進病媒的控制、嬰兒死亡率的降低、人類平均壽命的增長，更有國際合作所促成的天花根除。半世紀來，傳染病防制的每一步進展都帶著人類邁向史無前例的新紀元。 從人口學的觀點而言，人類循著現代化的步塵，在擁有先進的醫療資源與公共衛生的技術之際，伴著傳染病死亡率的降低，是人口的老化與慢性疾病的卓生，使非傳染性疾病已成為人類重要的健康問題。但從另一層面而言，現代化的生活卻更促進全球貧富的懸殊，資源分配的不均，及免疫不健全人口比例之增加，導致一些已受局部控制的傳染病有再度延生的機會。因而現代人的健康狀況已進入所謂『慢性病與傳染病共存之兩極化的現況』。 從生態演化的觀點而言，抗生素、疫苗及殺蟲劑的使用，都能促成微生物與病媒抗藥性的衍生。而醫學的進步，也使人類免疫不健全族群的比例增加，因而導致可危害人類健康的病源相對地增加。 從病源傳播的觀點而言，全球人口的遽增、人類生活型態的改變（性接觸的開放，托兒所幼兒的群居、與醫療靜脈藥物的使用等）、全球性快速頻繁的旅運、全球食物鏈幾近無國界的共享、溫室效應及聖嬰效應的惡化、候鳥航道的改變、都市的擴充與森林的縮減等，都會促進人與人、或人畜的接觸，而導致利於傳染疫病的傳播。 以上多種人文與自然環境因素、都具全球性廣泛層面的變遷與互動，使傳染病源與人類的互動關係日趨複雜。以愛滋病毒的傳播為例，國際化的性交易與販毒所促成的愛滋病毒傳播，在國際間之橫行已呈無國界狀態，也就是說某一社經地位的高危險族群，在全球已融成不具國界的脈絡。所以要有效防治愛滋病，如何滲透瓦解此一全球脈絡才是上策。因此若僅以國家本位考量的傳統，來訂定當下傳染病防制政策則功效不張。因為政策之訂定需要考量國際間新興疫病境內移入與蔓延之可能、並涉及疫區與非疫區間空運海運之管制的國際法、或利用先進科技的衛星監控氣層及海域生態之改變、或時效性的攝取國際疫情資料的能力，這些均需涵蓋醫療衛生以外的科技或國際關係法等廣泛層面。 如何在多層未知的「變數」中理出變遷的規律，並廣集各專業領域內之專長、來研擬傳染病的防制與因應之道、並以理性的資源分配、針對以下四方面的考量將政策付諸於現實，應是當務之急。 行政體系的更新 建立防疫體系緊急應變的能力，要把醫療人員納入緊急應變成員的一環。對醫療資源的緊急擴充，包括人員的調度、床位的擴充、及屍體的處理等，需規劃出一套應變程序與準則，並要採取「研究是控制疫情重要的一環」的原則。行政體系需在編制體系外，廣集學界人才建立資料庫，用以在必要時成立智囊工作小組，以利疫情之控制。對於與疫病傳播有關的種種人文自然因素的變遷，平常需善利用多方學術專長，研究並提升預測或控制疫情的能力。 疾病監測通報體系的更新使其多元化，至少需涵蓋以臨床症狀，及以實驗診斷為主的兩個通報系統，以達到提早認辨偵測新興疾病的目的。並利用新進的資訊科技，使疾病的通報與資訊的回饋具雙向的快速效果。監測系統所收集的資料，並加以時效性的分析，常是提供處理疫情的重要線索。衛生行政單位需大幅度的提升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有效地作跨部會的協調，使與疫病防制有關事務及國人的健康，能在其他國際組織（如國貿組織、國際航運公約等）適時被列入考量。 學界與教育界角色的調整 在自由開放與分工的民主社會裡，專業團體在公共政策的訂定具舉足經重的角色。公共衛生教育需加強彌補以往填鴨式教育的迷失，來訓練出具獨立思考能力、不畏懼強權與困難，能反映專業良心、關心公益的公共衛生專業人才。另需著重補強我國公共衛生與臨床醫學在教育人才過程的分歧。從公共衛生的角度，把重要的新興疾病，即時納入常規的臨床醫學教育及再教育的課程，以提昇臨床醫界對新興疾病的警覺性。即時建立診斷新興疾病的能力，在必要時能發揮快速診斷與防制的功能。 且學界需認清多種人文、社會、及自然環境因素間之互動對傳染病傳播的重要性，故需廣集多方專長，共同研究上述與疫病有關的因素，並納入新盈科技以利疫病之防制。 媒體與公共衛生角色的定位 對於與疫情有關的公共資訊，公共衛生界要協同媒體，建立一良性的溝通管道，並達成媒體在傳播資訊專業倫理觀點的共識，並建立遏止與疫情有關之謠言的惡性傳播的法源，才能一方面保護言論的自由，另一方面維護正確資訊的即時傳播，並達到公共衛生界與媒體協力傳達新資訊，以達到大眾教育的任務。 在國際困境下的應變 當下我國與中國在國際間定位的對立之際，我國防疫所需的國際資源受到無比的限制。此時正是公共衛生學界更需超越國家定位的限制，呼籲全球公共衛生界秉持其專業倫理的精神，發揮共同為疫病防制攜手連鎮的精神，善用全球化的自然趨勢，把台灣帶進國際社會，以促進全球人類對疫病的有效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