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與胡適分屬《學衡》與《新青年》不同陣營的人物，竟不約而同以西方的「文藝復興」做為旗幟，然一為文化保守主義者，一屬新派，新、舊人物皆使用文藝復興之概念，亦各自開展了本身所認定的文學與文化主張。究竟吳宓與新文化運動者之間論點有何異同，而吳宓對新文學運動有何反省？本立即嘗試考察吳宓對新文學的看法，除了為當時的新文學運動作另一面向的思考之外；再者，亦期釐清原本被視為涇渭分明的胡、吳兩人彼此之間的認知差異以及造成差異之底蘊。本文分從文學之語文與內容兩面向進行探討，就文學的語言文字方面，吳宓與胡適對於語言文字革新問題，都表達了關注，胡主以白話代替一切文學的表達工具，吳雖則不排斥白話，但主以文言為訴求，前者「棄舊從新」的走嘗試路線，後者「存舊立新」強調歷史的不可分割性。就文學的內容方面，表面上胡、吳有一致的「共性」，均效西方文藝復興之尚人色彩，均借鏡西方的思想學說，提倡「人的文學」；細究之，則彼此指涉異質，胡適接近解除禮教束縛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而吳宓卻是講求個體道德完善之「人文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