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因素」可以說是在近代中國的國家發展影響因素中，最具破壞性與爭議性的一個議題。長久以來，討論清末與日本之間的關係 (尤其在軍事議題上) 多數均以「甲午戰爭」為探討核心，其中的結論，多少均認為滿清的顢頇、腐敗為導致失敗的主因。然而歷史的發展並非如此單純，當「同治中興」的核心作為「自強運動」展開之同時，亦宣告近代中國的國家發展模式，係以「軍事現代化」為焦點，逐步實踐，而清廷回應西方挑戰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海軍的發展。相對當時的日本，亦在「明治維新」的旗幟下，發展現代海軍。故無論在地緣、時間等客觀因素上，兩國海軍發展之間的影響關係，應其有學術研討的價值。 由體系的概念來解讀日本的侵華行動時，可以發現其中除了「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擴張」邏輯之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在日本的政治圖騰背後所存在的核心思維──建構另一個日本式的「華夷天下」體系，取代中國的地位。而這種概念的實踐，係透過「琉球漁民事件」的操作開啟試探機制，之後經「朝鮮問題」、「甲午戰爭」而獲致霸權地位取代的戰略目標。相對於清帝國的「自強運動」，由於無法跳脫「皇朝統治核心」不可撼動的框架，致使固然多少意識到日本的威脅，但當落實在海軍建設過程時，卻無法避免錯誤百出的窘境。 就清末海軍發展中，相關的「日本因素」認知來看，當時日本並未被排斥在「假想敵」之外。事實上，無論沈葆楨、李鴻章等人，均曾經提出與日本可能有「終須一戰」的警告，然而迄至甲午戰前，清廷的準備終未能達成。其根本的原因除了與傳統的「鄙視」認知脫不了關係之外，似乎還存在著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