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經基本問題的討論之外，從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入手成為一種新研究方法，如聞一多先生在〈詩經新義〉、〈詩經通義〉中對詩文的考訂，提出在生殖上、性愛隱語的詮釋，陸續有許多學人往此路徑鑽研，將《詩經》文本視為文化符碼，進行文化人類學的考查。當不斷累積《詩經》文本章句，建構一遠古世界之餘，《詩經》卻被稀釋在文化符碼或性愛隱語之中，若我們貼近先民創作詩文時的生活環境、心理狀態，是否能在文化符碼之外，體貼感受先民內心的活動，推測先民創作詩文時的動機；觀察此文化符碼最初形成的起因。而選用「焦慮」作為體貼先民內心世界乃至於詩文創作的檢驗工具，是預設遠古時期先民生存條件不比今日文明世界，在尋覓溫飽成為生活最高指導原則，詩歌創作於力求生存之後。由此試想，今日所流傳之詩作，則應為先民在面對生存挑戰後，對生活、生命有所感觸而成詩。藉由對《詩經》的細讀，可發現多為對生命境遇的描寫，此生命境遇即為面臨生存挑戰下所產生的焦慮，不論是生命誕生的喜悅、生命殞落的疑惑，皆是衝擊著先民在所生存的環境中對於生死的危機感。從此危機感出發設想，能起興詩文的「志」，可能與先民存在的焦慮有關。本文嘗試能否在前輩學者所架構的遠古世界中，進行文本深層的考查，同時兼及《詩經》文學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