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葉末期民族學逐漸成型，進化論的思考方式支配整個理論趨向。同時間西歐各國正因資本主義的擴展，使其殖民屬地遍及亞洲和非洲。異文化的物質被攜回歐洲，導致民族誌博物館的成立。這個時期運用於博物館藏品之分類和展示的理論，包括當時風行的進化論、文化歷史學派的觀點、宗教起源與發展的理論等。 為達到更深刻剝削之目的所進行的間接統治，讓民族學得以從事密集而深入的研究，提供殖民體系相關社會文化知識和運用傳統領導者和統治群體的方法。功能論的發展使英國的民族學與民族誌博物館分道揚鏢，博物館因地方性和特殊環境而有不同的分類和展示方法。殖民時期對異國民族的思維特徵，重現於尼德蘭的博物館中，在法國則民族學和博物館的關係維續了下來，其主調亦放在異國情調、巫術與宗教相關的器物之上。然而歐洲亦有較為一般民族誌取向的博物館，例如荷蘭的萊登(Leiden)民族博物館即是。 缺乏系統化的收藏、對物品的描述不夠充分、不重視展示和陳列、館中充斥異國情調和美學要素，以及除非與宗教有所關連否則在展示中看不到歷史的痕跡等這些受殖民因素所影響的博物館性格，都出現在上述的國家中。 一次大戰之後，殖民地的相繼獨立使民族誌博物館的展示重點逐漸重視歷史的透視。二次大戰結束後，更多新的獨立國家出現，隨著殖民主義的消失和戰後歐洲之外社會的急遽變遷，許多民族學理論變成不適用，歐洲和北美的民族學研究乃重新取向，出現結構主義、新演化論、受馬克斯主義影響的分析形式，同時與殖民地和第三世界有關的研究機構也重新組成。簡言之，這個時期民族學理論和民族誌博物館本身從生態學與歷史的觀點重新評估，以及受馬克斯主義影響的歷史政治分析，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民族誌博物館開始呈現第三世界的真實面貌，取代原有羅曼蒂克的異國情調興趣;展示的主題開始限制於特定區域或民族、某些特定的社會問題、計畫和分工良好地進行系統化收藏、長時間的田野工作，也出現研究的聯合組織。物品本身不再是中心，重要的是隱藏在物品之後的人們，博物館對他們有社會責任，更關心其處境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