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作者於一九九○及一九九二在哈佛法學院講授中國傳統法理思想的第六部份講稿，繼續孔、墨、老、莊、孟諸子之後，討論＜荀子＞中的法理思想。 荀子承襲儒家傳統，重視人之能力及所創之文化，故有“制天”之說，鼓勵人們“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但是個人的能力有限而慾望無窮，所以無法自給自足，何況易得的資源無多，自然難免會引起爭奪，因而荀子認為人性是惡的。（但是對於此點他並無有力的證據。法家見到了同一現象，而認為人性是自利的，似乎比較精確一些。）人性既惡，善行何來？荀子認為是由於外力促成的，因為人的能力有限而慾望無窮，必須合群分工才行，而群體的生活必須有一套規範，用以別是非，辨善惡。荀子說這種規範是古代聖人“積思慮、習偽故”而制定的，可惜他沒有再進一步去說明是非、善惡的基礎。人的本性雖惡，但其外表的行為仍可以為善，因為這種行為是學習而得的，而且人人皆有學習規範的能力，所以人人都可以“化性起偽”，學習為善。關於學習為善，荀子有一套辦法。首先他認為一切重要的規範都已存在於儒家的經典之中，所以學習的過程“始於誦經，而終乎習禮”－先使規範熟記心中，然後將其需求依照特定的方式表達出來。如能鍥而不捨，每個人都可以確實地學得全套的規範，不僅能成為志行完善之人，並且可以進而將此規範施行於天下。施行規範的一大問題是規範很多，而有不少是互相衝突的。道家和法家都主張獨尊其一（道家的道，法家的法）而廢除其他。荀子承襲孔孟之說，認為應有多種規範並存，形成一個階層結構。其間如有齟齬，則低階讓於高階。荀子的規範結構裏最高的是“先王之道”，即“仁之隆”；其次是後王之蹟，即“周道”－文武周公所制的禮義；再次是“法正”及刑罰。關於最高的仁和最低的法，荀子所論不多。他最重視的是禮，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應以禮為準。荀子將禮比作衡、繩、規、矩。法家也將法比作這些工具。但是荀子認為禮與法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是基於情理，經過美化，近於仁義，而為大眾易於接受的準則；後者大多出於政治權威，往往失於武斷，偏頗不全。這種看法當然與孔孟的主張是相同的，但是荀子對法似乎比較寬容，所以他常常說“有法者以法行”，不必再去將法與仁義等規範校覈。這是一種比較顧慮實際情勢的想法。問題是法律有許多缺陷，最明顯的是不完備－人情萬變，法條有限。面對一項明顯地有害社會利益卻無法律可以禁止或處罰的行為，司法者應該如何應付？西方自羅馬時代即有“法所未禁者不為罪”以及“不得於事後立法而溯及既往”的二大原則。中國古代對於此一問題有一不同的處理方法。尚書裏即有“上下比罪”之說，荀子更明確地主張“無法者以類舉”，成為其後“比附援引”的理論依據。此外荀子又指出在適用已有的法律之時，不能拘泥於其文字，僅求“正法之數”，而必須“議”其宗旨（“法之義”），“以其本，知其末”，否則法條適用的範圍便極狹窄，即使法令如荼，“法之所不至者必廢”，司法者即使博知全部條文，也將“臨事必亂”不知如何應付。以淺顯的話來說，荀子主張適用法律必須加以適當的詮釋，使其與高階規範及社會目的相符，以擴充其適用的範疇。“類舉”與“議”“法之義”的結果，可能等於創立了一條新的法條，但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裏，並不能算是“事後立法”，因為此一“新法”只是將存在已久的高階規範顯示出來而已。這種想法顯然是為荀子所接受的。法律的第二個明顯的缺陷是其施行必須依賴外力。以往所用的外力不外刑、賞二項，而以刑罰，特別是肉刑，最為常用。肉刑的殘忍，連法家都不得不承認，但是他們認為無可避免。荀子也同意這一看法，對於一些儒者的“ 古無肉刑而有象刑”之說不表贊成。他指出法律的宗旨既在防止犯罪，死傷之刑乃不可或無。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賊”，適足以長姦。但是他不同意法家“懲輕罪以重刑”的策略，而堅持儒家“罪刑相當”的主張。此外他強調刑罰應有必然性，使人人皆知“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以致於“為善者勸，為不善主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這種想法幾乎與法家“以刑去刑”的理論相近，但是荀子對於刑賞的信心仍屬有限。他指出刑賞訴諸人們趨利避害之心，乃是“傭徒鬻賣之道”。人們見到更大的利害，便置國家的刑賞於不顧。所以真正治國之道不能僅賴於此，而應先從安定民生、普及教化開始，當人民都能禮義、識是非之後，才以刑罰為輔，對於明知故犯，不為社會所容之人加以處分。為什麼法律必須依賴外力來推行？細究此一問題，便可發現法律的另外一個比較不明顯，但卻更嚴重的缺陷：沒有足夠的內在驅動力。因為法條不是社會在其演進過程中累積大眾的智慧和經驗所形成，而是由少數政治權威人物憑其獨特的見解和好惡而制定，其中許多並無深厚的情理基礎，難以成為人們衷心信服、自然奉行的規範，而只是一套統治的工具和準則（“械數”），所以不僅要靠外力來推動，並且還要一些具有特殊知識和技術的人來適用。荀子則更進一步指出：僅有這種知識和技術還不夠，因為凡是“械數”都可能被善用，也可能被濫用。例如符契、籌鉤、衡稱、斗敦，本是用以證誠信 、求公平的，但用心險惡之人往往反而用以欺詐。所以使用“械數”之人，不僅要有知識、技術，還要有一分正直善良之心才行。荀子說“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便是分析此一事理所得的見解。他所說的“其人”當然就是他那套教育方法培養出來的君子。由此見解荀子更引伸出了一套人重於法的理論，強調：“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並指出“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後人常指責荀子此種理論為人治和專制張目，壓抑了法治和民權的思想。其實他以及其前的儒家雖然不很重視法律，但並非不重視規範；雖然寄厚望於聖君、賢臣，但並不寬容昏暴的統治者。荀子強調忠臣“從道不從君”，孝子“從義不從父”，絕不可盲目地屈服於君父非理悖道的威權，而應該諫爭甚至輔拂，以圖匡正。此外荀子指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所以人君對待人民應該“如保赤子－生民則政寬，使民則綦理，辨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否則百姓將“殘之如 ，惡之如鬼。日欲伺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可見荀子與孔孟一樣，認為人民與君主之間是有相對的權利義務關係的。他深入地探究了法律的缺點，分析了法與司法者之間的關係'而主張必須以適當之人司法。其理論之精闢，不是一知半解的人所能妄加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