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效理論與法解釋理論兩者都是法理學的重要問題，但是兩者具有何種的關係， 卻少見理論之探索與建構。 本論文即為此一方向下的一個嘗試， 試圖透過對 Jurgen Habermas 及 Arthur Kaufmann 之法效理論的檢討，來為法效理論與法解釋論的可能銜接做 一初步研究，並在此背景下對法學知識的性質做一定位。 Kaufmann 的法效理論主要是由檢 討良知的自律與他律問題出發， 主張真正的規範拘束力必定來自於個人良知之承認。 Habermas 在其＜事實性與效力＞一書中的法效理論則較為複雜。 但筆者認為此一理論就其 根本的性質而言，仍然是一個源自於理性法傳統的理論。亦即 Habermas 在此書中，仍嘗試 將某種的理性概念－以其用語即為溝通理性（ kommunikative Varnunft ）－建構為現代民 主法治國法律之有效性與正當性之基礎。最後基於前述檢討，本文除指出 Kaufmann 良知理 論對 Habermas 法效理論的補充作用外，並提出對法學知識的一個初步定性，即：法學知識 為法釋義學概念架構，與支持其運作適用的各種理由的綜合闡述。這些不同層次之考量彼此 如何形成一相互關聯之思考架構，則形成了一個對法學思維後設結構研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