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代,電報作為現代電子媒介"舶來"中國,開啟了中國傳播史上的新時代。這個非原生性的外來技術,在晚晴洋務運動中從無到有,成為洋務實業不多的成功案例。然而,電報網絡落地中國的決定因素,并不在于技術規則與商業刺激,而在于國內外政治經濟的復雜考量。在收回"利權"(利益和控制權)和自主建設的雙重壓力下,集權的中央政府日漸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日益強大的地方勢力。這些以"西學為用,中學為體"為宗旨的洋務改革派,在"自強"的風潮中,通過"官督商辦"的體制,有力地推動了電報網絡在風雨飄搖的大清國的本土化。但是,"官督商辦"中的"官",從一開始就不是簡單的國家權力的運行代表,而是地方勢力利益集團的主導者,他們在這種產權關系模糊的體制下,名為"國家監督",實為"疆吏私人控制",使電報從"自強"工具變為"求富"生意。于是,在媒介特征上天然具有共享、互聯特性的電報技術,在舊中國從未實現廣泛的可達性(accessibility)或普及性,難以發展成為大眾服務的公共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