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費孝通在吳江開弦弓村進行的江村調查及在此基礎上寫成的《江村經濟》一書,不僅實現了現代人類學對"文野之別"的歷史跨越,也切實推進了社會學、人類學及整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進程。事實上,無論是對"文野之別"的跨越,還是對社會科學中國化的推動,都與費孝通晚年倡導但青年時代即逐漸養成的"文化自覺"意識休戚相關:就前者而言,成功地實現對自己生存其間的文明社會的洞悉,既有賴于對與漢民族相對應的其他弱小民族的實地考察,更有賴于對來自西方的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的把握,這兩者使得研究者能夠相對抽身于自己生存其間的文化,將自己熟悉的場景置于客體的位置;而就后者而言,正是因為研究者對自已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他才能夠自覺地站在主位立場,借用源自西方但研究者又深知其局限的理論,恰如其分地解釋自己的社會。換言之,文化自覺保證了研究者從事研究時"進得來"和"出得去",也賦予了他們在不同文化場景中相互切換,以"他山之石"雕琢中國之"玉"的學術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