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學革命發生史,最有意識的建構者無疑是胡適。其深知掌握了前史,無異于掌握了文學革命的敘事權。本文以文學革命的胡適敘事為底本,揭示《逼上梁山》背后的史觀之爭,胡適強調個別之因是回應陳獨秀基于唯物史觀得出的"最后之因"。回到歷史現場,以清末民初留美學界的志業選擇為參照,胡適文學革命的主張實際上是被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強勢話語催逼出來的。文學革命前史的另一種表現形態,是作為《嘗試集》附錄的《去國集》。若將視同"闌尾"的《去國集》,置于新大陸的舊文苑中,放回胡適留美時期與任鴻雋、梅光迪等友人的詩詞唱和與往復辯難中,不難發現《逼上梁山》屏蔽的雜音,或可重構文學革命的前史。